婚丧嫁娶落实情况报告,如何看待民政部要求整治天价彩礼

1、婚丧嫁娶落实情况报告，如何看待民政部要求整治天价彩礼？

早在去年2月19日，一号文件就发布过一篇关于“天价彩礼”的报道，报道中明确指出了：“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这也是“天价彩礼”首次出现在一号文件中。

而这次，从民政部专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可以预见未来对于“天价彩礼”整治的力度有多大了。

1、年轻人更加不想结婚

近年来，关于“天价彩礼”的报道频频的出现各类新闻头条中。就目前来说，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000万左右，而这其中必然会有2000万人找不到对象。本来找对象就困难，在加上”天价彩礼“，让本来就对娶媳妇有“恐惧的年轻人，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很多的年轻人产生了不婚的想法。

2、导致新生儿的降低

现在咱们中国属于”老龄化“社会，而且现在新生儿的出生率明显降低。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截至到2019年，新生儿的为1100万人左右。虽然国家已经开放了二胎，新生儿的出生率却没有改变，反而比以前更低了。当然，这里面是有多种因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年轻人都不结婚，势必会对中国人口造成巨大影响。

3、让家庭背上巨额债务“天价彩礼”已经在无形之中形成一种潜在的“共识”。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属于“明码标价”的状态，这种潜在的意识间接的让很多人产生了炫耀、攀比的心理。有钱人当然不在乎这点彩礼，但毕竟大多数都是一般家庭。儿子结婚，几乎都掏空了家底，甚至还有些被迫去借贷来结婚的，这就让家庭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更别提结婚的那种喜悦了。

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整治“天价彩礼”不能只靠一纸文书，还需要真正落实到地方。况且《意见》中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价位”，也就是说目前并不知道在试点城市是统一“标价”还是根据收入”定价“。

其实不管怎么”定价“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想想也是，有人欢喜就有人悲伤。

有些人认为：

我养了这么多年的闺女，以后就成了人家的人，我多要点彩礼在你们了？况且这些还是要让女儿带回婆家以防万一的。

有些人觉得：

有了《意见》文件的约束，彩礼金额肯定会调低，最好是女方不收彩礼最好。对家庭来说也没有太大的负担，一般家庭都能承受的起，这样也会让更多人的能结婚生子。

我个人认为：

以目前离婚率连年增加的状况来说，彩礼太低必然会导致离婚率的上升。这是因为，很多男生认为，女方如果不要彩礼的话，他们是不敢娶的。女生则认为，不要彩礼嫁到男方家，会显得自己和娘家很没面子，而且男方也不会珍惜自己。毕竟轻易的来得东西，人们总是不会珍惜。所以说彩礼的”标价“救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青海救出台了一条试行新规“彩礼不得超过6万，酒席不得超过15桌。”其实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定了。

河南某街道也贴出了一张告示称“年轻人彩礼不得超过2万，超过就会有警察介入调查，索要太多还会被看作贩卖人口！”

河南省濮阳市出台《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农村婚嫁彩礼不得高于6万元、城区婚嫁彩礼不得高于5万元。

我是支持禁止“天价彩礼”。从某种角度来说，彩礼是一种民俗，理论来说应该有民众自己把控，ZF不得干预的。但当这种民俗被国字号的文件批判改正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和广大群众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了。

也正因为大众心理作祟，才导致了彩礼的节节攀升，已经到了无法把控的地步，这时候再有ZF出头，做出一个限定，才是目前对大众的利好行为。

彩礼就是一个形式，是父母们对新家庭的心意，但天价彩礼、攀比或临时加价都是不可取的陋习。因礼金引发的矛盾也容易增添两家人的隔阂，成为日后影响夫妻感情的导火索。

2、唐朝的禁奢令是为了让人回归简朴还是另有目的？

我是真君，我来详细回答。

其实这个历朝历代都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但现实生活中奢靡现象又往往十分普遍，在有些历史时期还十分盛行，对其产生的危害历代统治者也有一定认识，颁布过许多“禁奢令”。

奢靡之风

关于奢靡，汉代贾谊在《新书·道术》中曾有定义：“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 反节为靡。”奢靡所涵盖的内容较广泛，既包括超过基本花费的事项和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也指与自身收入不相匹配的消费和攀比性消费，在封建时代被列入奢靡行为的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那些违背所谓伦理纲常以及等级秩序的消费行为，明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中总结： “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 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暖。”

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早期的奢靡之风尚不明显。到了西汉，国力逐渐增强，奢靡之风随之逐渐滋长，当时“衣则绫罗绸缎，食则山珍海味，居则楼阁台榭，行则前呼后拥”，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评论说“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汉成帝感叹“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汉代奢靡之风在婚丧嫁娶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描述：“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婚姻引人瞩目， 卓文君的父亲是蜀地巨富卓王孙，尽管不满意女儿的婚姻，但最后仍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丰厚嫁妆：“僮百人， 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

至魏晋时代，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愈刮愈烈，大臣石崇“后房百数”，大臣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何曾吃一顿饭要花一万钱，何曾的儿子何助“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将军苟晞有“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由于在家中就能获得奢靡享受，所以苟晞“终日累夜不出户庭”。大臣、富商竞相比富，带动社会贪图享乐、竞相攀比之风盛行，造成了强烈的拜金主义思想，时人傅咸批评：“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竟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一个高峰，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助长了奢靡之风的盛行，大臣韦陟精于美食，“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大臣杜悰在饮食上要求更高，每天要吃五餐，一顿饭要耗费万钱。大臣李德裕更厉害，一杯羹就要3万钱，《独异志》记载了这种羹的制作方法：“为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柤。”另据《朝野佥载》记载，大臣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 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还有一个名叫李涯的大臣，在自家园中造了一口井，以“金玉为栏”，并将“天下宝玉真珠，悉投入中”，这样做的目的，竟然是为了饮用那些金银珠宝浸泡过的水。

宋明以后奢靡之风不减，并不断掀起高潮。如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奢靡之风就十分炽烈，整个社会呈现出竞相“比奢”的风气，无论服饰、饮食、屋舍、出行还是婚丧嫁娶，从上层社会到民间，无不攀比竞逐， 正德年间的《姑苏志》描述：“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 雕镂涂漆，必殚精巧。”一些大户人家，连奴婢仆妾都穿着“细纹绮縠、冰纨锦绣”，佩戴“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明清时期，江南一些地区婚丧嫁娶极尽奢华，一些地方志记载，当时“婚嫁之具，或移业产之半”，有的“嫁女或至于破家，治丧不难于鬻产”，有的“富室治奁动以金珠罗纨相夸耀， 习之既久，彼此责望，而孝友睦姻因此遂衰”，因为担心拿不出丰厚的陪嫁，有些地方出现了“生女而溺之” 的丑陋现象。

以令禁奢

中国传统思想一直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说“俭， 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孔子认为君子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主张“政在于节用”。《老子》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主张“去奢，去泰”。唐代诗人李商隐则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进行总结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也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考虑，历代统治者对奢靡之风多持反对态度，为此颁布过许多“禁奢令”。

西汉时，针对当时婚丧嫁娶中的奢靡现象，朝廷多次以诏令形式进行过制止。《汉书》记载，汉宣帝时针对嫁娶中铺张浪费现象发布过“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诏”。《汉书》还记载，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一份颁布于汉光武帝建武初期的诏令：“吏三百石、庶民嫁聚毋过万五千，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娉聚各如令，犯者没入所赍奴婢财物。”这份诏令根据官员品级不同， 详细规定了办理婚嫁花费的上限标准，并制定了违令处罚办法。

唐代高宗在位时，规定官员和普通百姓要按照不同等级着颜色不同的衣服，《唐会要》记载：“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全唐文》中保存着一份唐高宗颁布的一份诏令： “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 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闲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唐文宗李昂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太多建树，但据史书记载，他是一位勤勉听政、厉行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下令革除奢靡之风，《册府元龟》记载：“文宗锐意求理，每与宰臣议政，深恶侈靡，故每下诏敕，常以敦本崇俭为先庶乎，上行下效之有渐也。”此外， 《唐会要》中还有多条关于“禁奢令” 的记载，比如关于用器方面的规定： “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

明朝的禁奢制度也非常多， 《明太祖实录》记载：“近世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屋舍服色等，策明立禁，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在《大明律》《大明令》《明大诰》等一系列律令中，对服饰、饮食、屋室、用器及婚丧嫁娶等都有严格限定，如规定：“两京堂上文职四品以下及五府管事，并在京在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俱不许乘轿，违者参问。”类似的规定细致而周密，处罚办法具体而严厉，其主要意图是“辨贵贱、明等威”，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但在制止奢靡之风方面也有一定成效。

清朝人口剧增，由此带来了保障供给方面的巨大压力，奢靡之风的兴起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清代多位皇帝对禁奢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如乾隆皇帝多次下诏禁止奢侈、崇尚节俭，他在诏谕中强调“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之道在于崇实而去华”，要求官民“以俭素相先， 以撙世相尚”，要求官员们“各敦本业，力屏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维艰， 事事惟侈靡之是戒”，还要求地方官员“务当随时劝谕，剀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 习于怠惰”。清代还颁布过一份《大清通礼》，目的是“酌古准今，于品官礼外，更制庶士礼、庶民礼；俾家家知礼而讲之，从循礼而行之”，强调的重点虽是礼法，但其中许多规范对日常生活中的奢侈浪费现象也多有抑制。

有禁难止

尽管史籍中关于历代以来禁奢的律令多有记述，但不可否认的是， 就总体而言，其执行的成效并不理想， 除个别历史时期内由于统治者格外重视，或者由于战乱、灾荒而不具备物质条件，使社会上的奢靡之风较为收敛外，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奢侈浪费都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对奢靡之风所造成的危害没有充分认识，有的仅认为社会上的奢靡现象是经济领域里的事，虽然对社会资源造成了一定浪费，但也不是什么大事， 强调一下、制止一下就行了，不必为此大动干戈。有的则主要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而颁布若干消费方面的规定，所涉及的主要在穿戴、居住、出行等方面，对其他方面的奢靡现象关注不多。其实，奢靡之风所造成的危害决不只在经济领域，它的出现和滋长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助长了腐败现象的产生，是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另一方面，抓而不实也是奢靡现象有禁难止的原因之一。如清代的《大清通礼》，虽然篇幅浩繁、规定详尽，但它“藏在官府，民间罕见”，清人葛士浚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对《大清通礼》的颁布、执行情况进行过细致分析：“在外不过行之督抚，督抚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县，止有告示一张，挂于署门，遵依一纸，报于上司，州县奉行之事毕矣，原非家喻户晓也”，而这样的律令也并非经常颁布，“未几而告示损坏，案卷残缺，官员迁谪， 父老凋谢，三十年中之禁约，后生子弟，谁能记忆为何事，有厌常喜新而开禁者，亦有愚昧无知而犯法者”。即使有好制度、好办法，但用这种态度和方法抓落实，也只能算走马观马、浮光掠影，自然没什么成效了。

3、农村春节如何做好防疫？

第一，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提升精准服务能力。做好农村疫情防控工作，农村基层组织处于关键位置。要发挥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其他各类组织资源优势，落实责任、细化措施、下沉入户、关口前移。我们提出，要推广网格式管理模式，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确保防控体系不留空白。还要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农村党员作用，冲在一线，做出表率。

第二，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农村，提升诊疗保障能力。目前，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农村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但药品等医疗物资短缺问题比较突出。我们提出，技术人员要下沉，重点是县城医疗资源向一些薄弱乡镇和社区倾斜，补充技术力量，增强救治能力。还有医疗物资要下沉，一些应急设备和药品要向乡镇卫生院倾斜，确保有药用、用得上。近期，工作专班协调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为全国每个村卫生室免费配备2个指氧仪，正在为每个乡镇卫生院免费配备1台制氧机。

第三，加强农村重点人群防护，提升重症防治能力。重点还是农村的老幼病弱人员。要准确掌握信息，对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儿童，特别是缺乏自我健康管理的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进行“一对一”包保联系，定期做好健康监测，建立相应信息库，畅通绿色通道，对可能出现的重症情况及时识别、及时转诊、及时治疗，严防出现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同时，推动加快提升重点人群疫苗接种率，做到“应接尽接”。

第四，强化疫情防控宣传工作，提升日常防护能力。农村疫情防控宣传工作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防护常识需要普及。我们提出，要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农村大喇叭、微信群、宣传栏、明白纸等引导村民做好健康监测、个人防护和清洁卫生，公共场所要经常消毒。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在走亲访友时，坚持佩戴口罩，勤洗手，尽量少聚集、少聚餐。要倡导文明新风，根据区域疫情形势和居民意愿，适当控制集市、庙会、文艺演出等聚集性活动规模、频次，简化婚丧嫁娶等活动。

4、浚县封了吗？

浚县没有封。

自2022年9月15日0时起，对区域风险等级和常态化防控措施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调整区域风险等级，调整后浚县全域无中高风险区，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

落实“落地检”制度。省外人员来（返）浚后，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到达浚县后立即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举办培训、会展、文艺演出等大型聚集性活动；提倡广大居民从简举办婚丧嫁娶，尽量减少人员数量。

5、那些从来都不用做家务的女人？

那些从来都不用做家务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娜娜长得算是漂亮，是家庭主妇，她对自己的家并不是不爱，对自己的丈夫并不是不爱，但她却有一个坏习惯，不喜欢做家务。

从她嫁给弥撒起就一直这样过着。家中大小事情都由弥撒一个人在支撑着。她只是随性而为，随意过着自己的生活。

她喜欢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独立自主，不喜欢家庭中那些杂七杂八的家务活等等的事儿。更不喜欢照顾自己的家庭。

这样时间久了，家中就长期性的脏乱不堪，但弥撒却爱着他的娜娜，也没有什么过分的期待和要求。任然宽厚地忍让着娜娜的一切。

弥撒不再要求娜娜，所有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做，甚至自己的衣物脏了，就自己洗，不再麻烦他的娜娜去洗一下。

他知道娜娜心粗不肯细心地给他做，所以一直迁就娜娜，随她过着。还时时听任娜娜支配家庭中的事情，什么事都由着他的娜娜做决定，自己没有任何意见。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娜娜有一天变得好起来。给他必要的尊重。

但是，娜娜从此越加变本加厉，自由散漫，不肯听取弥撒一点点关于生活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渐渐陷入僵局，死气沉沉，还负债累累。

终于，许多年后，娜娜终于成功地将她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只由她任意摆布的场所，变成了一个只有她我行我素，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狂妄自大的场所。不肯听取弥撒一点点关于生活的想法。

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娜娜说了算。家里成了娜娜一个人的戏台。任由娜娜一个人表演节目，不管合适不合适。娜娜霸道暴戾，恣意妄为。越来越无法容得下弥撒。

经济大权娜娜一个人说了算，独揽独行。

终于，多少年后，娜娜决定离开弥撒，狠下心想，一个人过才是对的，这臭男人们一个都没有好的，或者再找个比弥撒更充满魅力的男人。离婚，离婚，坚决离婚。娜娜想好了她的未来。

娜娜心中生起了多少年来任由她描绘着的魔鬼，让它复活。

没活多久，娜娜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年的丈夫离了婚。

娜娜是独自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临行前给她的丈夫说，你从此就一个人好好过吧，我们一刀两断，一个人也不要迁就一个人。于是摔上门扬长而去，消失在早晨明媚的阳光中。

弥撒一言不发，痴痴傻傻，愣愣怔怔地独自暗伤，多少年的忧伤填满了他悬挂不肯放下来的那颗心里，久久不散。他长期忍受娜娜这种要随时离婚的威胁，早已经麻木了。没什么说的。弥撒想想，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十分遥远的地方直吹向他心灵深处。

从此，娜娜和弥撒就成了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各自生活去了。

娜娜不喜欢家，不喜欢做家务，她心里的想法是，要做一个不做家务活的女人，不要做饭，不要洗碗，不要每天把被子叠起来，不用整理家中卫生。而只整天唱唱戏曲，表演几段林妹妹的戏就算是最优雅的生活方式了。

但她哪里知道弥撒心中的生活想法，根本就不是她认定的那样。

家，是我们每个人心灵安住的地方。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栖息地。心灵深处依赖和人生港湾。

可能从来不做家务活的女人也是有的吧，但我想不是从来什么家务活都不做，而是做得很少罢了。咱们也看开点，对女人面对自己的家，这件事情也看开一点就好。

家务活，这件事，其实说起来是一个生活中很普通的事，但在一个家中，具体怎么做，哪些家务活由谁做，另外一些家务活再由谁做，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两个人对生活的信念、期待、兴趣爱好就根本不一致，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所以才渐渐导致两个人家庭的观念不同，而越走越远。

女人心思不在家中，总想着外面的闲事闲非，不愿安心于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女人走向失败的开始，也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