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证婚词书,民国女画家潘玉良是如何从妓妾到名画家的
民国证婚词书，民国女画家潘玉良是如何从妓妾到名画家的？
2012年台湾罗芙奥春季拍卖会中，一位民国女画家的彩墨画《浴后四美姿》以113.732万美元的高价成交。然而这并不是她的极限记录，这位女画家的最高拍卖纪录是2005年由香港佳得士拍出的《自画像》，成交价为1021.8万元人民币。
从2000年以来，她的画作屡次创下拍卖纪录，如果按照拍卖市场的均价来计算，这位女画家的四千多幅作品拍卖总价可达数亿美元，这让她和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赵无极等著名男画家一起成为拍卖市场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位才华横溢，作品受万人追捧的女画家，就是被人称为“中国画魂”的潘玉良。
跳出火坑从古至今，中国的顶级画家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历来还没有什么著名的女画家名载史册。但在民国历史上，却有一位号称“中国画魂”的女画家留下了多彩的艺术烙印，她就是学贯中西的潘玉良。
潘玉良原名陈秀清，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典型的江南城市。潘玉良出身穷人家庭，幼年时就父母双亡，8岁时不得不和舅舅一起生活。
不幸的是，她的舅舅是个无赖，嗜酒好赌，并没有什么心思好好照顾这个小孩。13岁时，她的舅舅欠了一屁股债无力偿还，只好把潘玉良安徽芜湖的妓院。
不幸中的万幸，潘玉良营养不良，发育的较晚，再加上长相实在普通甚至有点丑，所以还能在那大火坑中勉强度日。当时妓女离开妓院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存钱，然后为自己赎身；二是得遇贵人愿意为其赎身。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相貌平平的潘玉良运气还不错，很快就等到了愿意帮助她的贵人。
1913年，新任盐督潘赞化到芜湖上任，当地的盐商为了迎接父母官大操大办，请了一批妓女作陪，潘玉良就是众多唱小曲的女童之一。
潘赞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徐锡麟组织的安庆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兽医专业。辛亥革命胜利后，潘赞化回到国内，投奔革命党出身的安徽督军柏文蔚，被任命为芜湖盐督。
官场初哥潘赞化是个有着新思维的青年，对老一套的官场习俗深恶痛疾，虽然参加了盐商组织的接见宴，却抱着一种勉强敷衍的态度，并不与人攀谈。
那一天，潘玉良一反常态在宴会上唱起了京剧中的黑头唱腔，这让原本无心应酬的潘赞化觉得有点意思，不禁夸奖了几句。谁知盐商们会错了意，以为盐督大人别有口味，酒宴结束后，直接将潘玉良用一顶小轿送到潘府。
潘赞化只不过随口一说罢了，哪还会想起那个相貌平平的女子，回去就因为酒醉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一醒来，发现潘玉良已经到了府中，顿时大吃一惊，命令仆人立即将潘玉良送回去，没想到潘玉良跪倒在地，请求不要送她回去。
在听完潘玉良的哭诉后，潘赞化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最终决定为其赎身。潘玉良得知后，再次跪倒在潘赞化面前，表示愿意做牛做马，一生伺候潘赞化。潘赞化却告诉潘玉良，他已在老家成亲，如果再娶潘玉良的话，也只能做妾了。
潘玉良只求有人能帮她跳出火坑，就已感恩戴德了，此时还有什么心思挑三拣四，当即表示不在乎，潘赞化却不同意，他认为如果没有感情，只凭欲望纳妾，那同野兽没什么区别。
不过无父无母的潘玉良显然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潘赞化就将她留在身边当了侍女。谁知朝夕相处下居然日久生情，潘赞化觉得潘玉良生性善良、待人真诚，而潘玉良觉得潘赞化虽然官衔很高，却没有任何恶习，只喜好书法、绘画，另外，潘赞化身材高大魁梧、举止潇洒、言谈高雅，又有恩于她，很快就俘获了她的芳心。
一年后，潘赞化决定正式纳潘玉良为妾，而证婚人赫然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绘画天才然而感情上有了寄托，潘赞化的仕途却开始走了下坡路。由于为官清廉，执法严格，他被芜湖商人团体所嫉恨。在袁世凯安排军阀政客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后，潘赞化也被解职，随后寓居上海。
这段时间，潘赞化无所事事，他发现潘玉良对绘画很有兴趣，就传授了她一些基础知识。没想到，潘玉良在绘画方面才华横溢，不久居然就超过了自己的启蒙老师。
见此情景，潘赞化拿出大笔钱款供潘玉良学习深造，由于潘玉良文化程度低，他还专门找了一些家庭老师给其系统地补充文化知识和绘画技巧，并在1918年送潘玉良参加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考试。潘玉良果然不负重望，以素描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此后几年中，潘玉良天生的才华在高等学样专业技能的培训中“发酵”，她师从当时著名的画家朱屺瞻、王济远，绘画水平突飞猛进。
潘玉良性格豪爽，经常跟男同学一起出去绘画，甚至游玩。有一些知情人偷偷告诉潘赞化，潘赞化却不以为意，认为妻子性格直爽，这些都是正常交往。
有如此豁达大度的丈夫，再加上让人醉心的学习生活，这段生活成了潘玉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艺术家往往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思想的一类人，潘玉良也不例外。她胆子奇大，什么都敢尝试，特别是时人眼中“大逆不道”的人体绘画。可当时中国民风保守，根本无法理解人体绘画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1917年，潘玉良的老师、著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举办了人体绘画展，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抨击其为“艺术叛徒”和“教育界之蟊贼”。
1926年，北洋政府正式禁上海美专进行人体写生，直系军阀孙传芳还下令通缉刘海粟。迫于压力，模特们纷纷离开，潘玉良也失去了绘画的对象，只得罢笔。
不过胆大的潘玉良并未就此死心，一次在女浴室洗澡时，她灵机一动，决定偷画那些来洗澡的妇女们。可没等她画上几笔，就被别人抓了正着，一群妇女围拢过来，发现画纸上都是裸体女人，气得就要围殴她。还好旁边一个老太太劝解，说她是学美术的学生，几个妇女才没动手，但将画纸撕了个粉碎。
潘玉良带着画笔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也去浴室偷画了。
可这还不算完，“画心”难耐的潘玉良决定把自己当做模特，她脱掉衣服，对着镜子一笔一画地画起来，完成了几副人体绘画。
无巧不成书，正好赶上潘赞化从云南赶到上海来探望潘玉良，没曾想一进门就看到几幅裸体画，就询问潘玉良模特是哪里来的。
潘玉良只好实话实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潘赞化大发雷霆，大声斥责她太过分了。她上学、留学、学习新思想，甚至跟男同学外出他都能接受，但绝对不能容许自己妻子的人体绘画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出。
潘玉良看到这种情况，只得作罢，由此夫妻二人产生了隔阂。不久，潘玉良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老师刘海粟，刘建议她留学欧洲，到西方绘画艺术的发源地看看。
1923年，潘玉良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仰-布佛莱、西蒙等大家学画。1925年，潘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她前往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的优势在于，她并非完全学习西洋绘画，而是在画作中加入中国元素，算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再加上她极为扎实的欧洲绘画功底，超乎常人的绘画天分，让她的很多作品后来都成为划时代的名作。
情感纠葛在绘画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潘玉良，在个人感情上却出现了危机。
她的丈夫潘赞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一心想与旧时代的陈规作斗争。1915年，潘赞化就只身前往云南，进入蔡锷将军的护国军，参加了著名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病死，护国胜利后，潘赞化又被北洋政府压制，多年间辗转各地担任中低级官职，夫妻两人聚少离多，并没有享受多少家庭的温暖。
此外，潘赞化原配夫人和潘玉良的冲突也逐渐出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出身旧式家庭，对这个出身风尘的妾室并不满意，但由于三人分居三地，一时矛盾还不明显。
处于缓和关系的考虑，潘玉良建议潘赞化将儿子潘牟接到上海上学，由自己照顾。潘赞化采纳了她的意见，将儿子交予潘玉良教养。
善良的潘玉良倒也非常尽职，对潘牟照顾有加。潘牟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数日昏迷不醒，医生都让家属准备后事，潘玉良衣不解带地护理了一周，最终将潘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但由于丈夫分居、爱子别离让潘赞化的原配夫人苦闷异常，她不顾潘赞化的反对，也跟着来到上海生活。这样一来潘家一下就热闹起来了。
由于潘玉良知书达理，年纪又轻，潘赞化对潘玉良也更为偏爱，这让原配夫人自然很不满，口角也就在所难免。长此以往，矛盾越来越多，最后，潘玉良向丈夫提出前往国外留学。
虽然不舍她离开，但潘赞化认为潘玉良素有大志，不能因为自己埋没她的才华，最终同意了潘玉良的请求，这才有了她的旅欧之行。
世俗偏见1928年底，潘玉良学成回国。由于她的名气很大，第二年就被任命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次年，当时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深长徐悲鸿聘请她为油画教授。此后的十年是潘玉良创作的黄金时期，可惜她却为社会所不容，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1932年，潘玉良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化《壮士》，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岩，岩石下脆弱的小花得以绽露笑脸。
当时，日本人刚刚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亡我中华之心昭然若揭，这幅极具象征意味，代表中国人不屈的意志的画，被一位官员以1000大洋的天价收购。
没想到的是，画展结束时，有人蓄意破坏了潘玉良的所有作品，《壮士》那幅画也被写上了“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字样，这让潘玉良很爱打击。其实早在上海美专学习之时，潘玉良已经遭受过这种待遇。
一位女同学知道她曾做过妓女，就找校长要求退学，名曰：“誓不与妓女同校”。而在潘玉良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期间，一些同僚看不惯她的作风，私下说一些“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的诋毁语言。一次，一个和潘玉良有矛盾的男教师借酒装疯，当面骂了一名“婊子”，被潘玉良当声打了一个耳光。
除了对潘玉良的出身嘲讽以外，一些别有居心的人还认为她背后有“枪手”，理由是女人不可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第四次画展时，她把自己的一些得意作品当众展出。
可在画展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挑衅性地问道：“潘女士，听说你的这些画都是他人代表，你每个月还向人支付润笔费，是否确有其事？”
当时全场都安静了，一些人面带讥笑地准备看她出丑。可从容中迫的她也不多说什么，她走到一个在临摹的学生面前，把画板、油彩错过来，对着玻璃窗子开始画自己的自画像。刷刷刷，几分钟就子一幅素描，潘玉良将其展示给记者欣赏，台下顿时赂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代笔的谣言终于不攻自破了。
寓居海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潘赞化投身其中，为抗战多方宣传。由于丈夫不在身边，时局又乱，潘玉良只好和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住在一起，两方矛盾再次激化。
此时的潘玉良只好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旅居，由此在国外居住了四十年，一直以卖画为生。当时的留学生回忆：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
值得称道的是，潘玉良的旅居生活并不宽裕，但她却将在欧洲卖画得到的钱款，捐往国内，支持抗战事业；她还发表公开讲许，谴责一些汉奸文人所宣扬的“艺术远离现实”的谬论；还强烈要求收回被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创作名为《屠杀》的画作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累累罪行......种种诸如此类的行为证明她是一位爱国的艺术家，田汉先生就曾经撰文高度评价了潘玉良的爱国行为。
抗战胜利后，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已经过世，潘赞化孤身返回桐城老家，潜心教育工作，成为当地中学的一名老师。得知以上消息后，潘玉良打算回国和丈夫团聚。然而没等她启程，内战爆发了，身处异乡的潘玉良和潘赞化推动了联系，只好暂时停止了归国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潘玉良和丈夫取得了联系，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暂时中断（法国也派军队参加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潘玉良再次失去了返乡的机会。
1959年，潘赞化病逝于安徽老家，潘玉良在国内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彻底打消了回国的想法。此后几十年，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终日在卧室进行绘画创作。
可由于潘玉良的画作和欧洲传统绘画有所区别，并不被欧洲主流艺术界所接受，所以她的作品成交量很少，潘玉良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靠友人接济和法国政府提供的救济金度日。
即使如此，勤奋的潘玉良也没有放弃作画。此时她的画风已经完全成熟，后人评价她的作品“不论气度、修养，还是技术，在中国早期女性西画家中，无人可比，在男性西画家中，也数上乘水准。”
她的画风基本以印象派的外光技法为基础，再融合自己的人生感受和才情，画作不妩媚、不纤柔，用笔干脆利落，用色主观大胆，但又非常漂亮。面对她的画总让人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情绪，她的豪放性格和艺术追求在她酣畅泼辣的笔触下和色彩里表露无遗，天生一副艺术家的气质。
1977年，潘玉良病逝于法国。临终之前，她交代给友人三个遗愿：第一，为她换上一套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第二，将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后代；第三，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友人按照她的嘱托将她的四千多幅作品交给了中国驻法大使馆。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远涉重洋，回到了祖国。
潘玉良一生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至少她的作品在她身后被世人所肯定，而她一心追求艺术的故事也始终被人们所牢记。
PS：199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潘玉良个人的经历拍摄了电影《画魂》，该片参加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单元的评选。
为何死后23年未能得到安葬？
陆小曼的一生可谓饱受争议。
她虽然是徐志摩的爱人，但却不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更不是最爱的女人。
她虽然深深爱着徐志摩，徐志摩也是她一生最爱，但是他却不是她漫漫一生唯一的男人。
她是才女，却也曾长时间地堕落过，以致于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躲在黑暗之中不敢出门，可也在为徐志摩整理文集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陆小曼的一生真的很幸运，一生能得三个男人的照顾和爱护，虽然也有过悲欢离合爱憎恨，但也不枉她在这人间走一遭了。
陆小曼生于1903年，陆家乃书香门第，她一生下来便注定了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千金对象，不用为生活感到困扰，也不用为前路感到渺茫，她只好做好自己便好。
1922年，19岁的陆小曼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王赓，王赓也是出身于官宦人家，是一个留过洋的高材生，后来成为国军的中高级将领，所以陆、王两人的结合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也被当时的人视为天作之合。
陆小曼因为自小衣食无忧，父亲陆定又在财政部任职二十余年，陆家从不缺钱，所以她过惯了奢侈的生活。
她在嫁给王赓之后，王赓凭借自己的能力，也支撑得起她奢侈的生活，对她更是关爱有加。只可惜，陆小曼想要的从来不仅仅是奢侈的生活和平平淡淡的关爱，她更追求炙热的轰轰烈烈的爱情。
所以，当她没办法从王赓身上获得这份炙热又美丽的爱情的时候，人便变得愈发的忧郁、烦闷。
看到她心情不好，王赓心中也不好受了，但是又常常为公务所累，不能好好地陪她，当发现她喜欢看徐志摩所发表的文章之后，他便想着请徐志摩这个朋友来陪陪自己的夫人，好让她能够从忧郁和烦闷中解脱出来。
只是让王赓没有想到的是，他请来的不只是一个朋友，更是一个“制帽厂”。
陆小曼和徐志摩两人一经相遇，便恍如干柴和烈火一般烧了起来，他们一来二往之下，竟然悄悄生出了情愫，只能说此时的陆、徐恰好需要一个人的爱去解脱自己，所以，他们给王赓制了一顶绿帽。
陆、徐虽然好上了，可陆毕竟已为人妇，他们如果想要在一起的话，不仅要过父母那一关，更要过王赓这一关。
徐的父亲因他抛弃张幼仪一事便已经对他失望至极，这时候他竟然又做出勾朋友之妻的龌龊事，徐父更是气得不轻，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最后徐志摩为了娶陆小曼，和父亲决裂。陆小曼的处境和徐志摩也差不多了多少，最后却也拗不过她。
陆、徐可以为了爱而不顾家人的反对，却不得不考虑王赓的感受，也不得不征得王赓的同意，因为他们惹不起他，也有愧于他。
好在王赓对她足够好，竟然为了让她能够开心起来，同意和她离婚，让她如愿嫁给了徐志摩。
1926年10月，陆小曼和徐志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之后，过上了她所追求的生活了吗？
陆、徐两人婚后确确实实过了一段快活的日子，但是，再美好的爱情最终不也有一个保鲜期？再美好的爱情最终不也得归于平平淡淡甚至是吵吵闹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陆小曼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徐志摩哪忍心让她吃糠咽菜？可是，他和父亲决裂，没有徐家在经济上的支持，他怎么才能维持她奢侈的生活？只有不停地奔波，不停地赚钱！如此一来，他们所想象的美好爱情又能持续多久？
徐志摩为了赚钱，简直要累倒吐血，当然了，他对此倒也从来没有过怨言。
只是时间一晃过去了5年，到了1931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却因在飞赴北京参加林徽因讲座的过程中遇难身亡。
是的，他虽然也爱陆小曼，他虽然已经和陆小曼结了婚，但他始终忘不了林徽因，他心中最爱的也始终是林徽因，所以他才会不听劝阻地马不停蹄地坐上了飞去北京的飞机。
陆、徐的爱情，也在他们结婚后因为徐志摩的奔波而逐渐变得聚少离多的5年时间里，在徐志摩飞机失事的那一日，突然戛然而止。
此后，陆小曼度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黑暗，在那段时间里是翁瑞午在照顾她。
她之所以会选择和翁瑞午在一起，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徐志摩死后，她生活瞬间没了着落，翁瑞午的家境很好，对她也很好，所以为了生活，她只能这么选择，也幸好翁瑞午接纳了她。
她也曾说过自己对于翁瑞午“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但是，不论是感情还是爱情，她的行为都为人所不容。
1961年翁瑞午去世后，陆小曼再一次失去了依赖，好在她当时已经走出来阴霾，获得了新生，也有了自己的工作。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
人们对于陆小曼的苛责，也无外乎三点——一是对王赓的背叛，二是对徐志摩的拖累，三是对翁瑞午的依赖。
在许多人看来，她对自己的丈夫不忠，对感情也不忠，否则的话，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自己的丈夫，这也是她饱受争议的原因。
但实际上，她虽然对自己的丈夫不忠，却对感情很忠，她一生所爱只有徐志摩一人而已，临终前她也留下了遗愿——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和徐志摩合葬。
只不过，让陆小曼没想到的是她不仅没能和徐志摩合葬，甚至在去世23年之后，她的骨灰才得到了安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虽然想和徐志摩合葬，但是这事却遭到了徐的儿子的极力反对，在徐志摩的家人看来，张幼仪才是徐的夫人，她想和徐合葬？休想。
后来，又恰好遇上了10年运动，她的家人朋友生怕葬了之后遭到破坏，所以只能将她的骨灰寄放在别处，一直无人认领，以致于最后不知所踪。
1988年，风波早已经散去了，她远在台湾的堂侄陆宗枬这才想起来要为自己的姑姑修坟建墓。
陆小曼死后之景，不可谓不凄凉。
你知道那些冷门又有趣的历史故事？
我是乐史君，我来回答。
小说《封神演义》是我国古代一部家喻户晓的著作，被改编成了很多电视剧，书中在武王伐纣的背景下，写了一系列正邪斗法、神妖混战的故事，在民间影响广泛。书中的主要人物商纣王，是人人恨之入骨的暴君。那么，历史上的商纣王是不是这样的呢?今天就来聊聊被世人“黑化”的商纣王。
商纣王,名叫帝辛，是商朝最后的一位君主。“纣”是“残义损善”之意，“纣王”是后人对他的贬损评价。 史书上记载的封王的罪行有：沉迷酒色酒色，奢糜腐化。残忍暴虐,茶毒四海。
据说，他发明了炮烙之刑(就是用炭火把中空的铜柱子烧红,然后叫被残杀之人在上面爬行,烙得皮焦肉糊而死。)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冻，竟叫人砍掉他的双脚，砸骨验髓。还有什么宠信奸臣，重用小人，不敬祖先,不信忠良等种种罪行，令人罄竹难书。后来,纣王失去土气和民心,终于被武王打败。他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他的妻子妲己也被武王送上了断头台。商纣王真的会这样残暴么?
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怀疑过。认为是有人故意把天下的罪恶都加在他的头上了。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考察了商纣王的七十多条那恶发生的次序之后，发现他的罪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越多也就是说，是后人编造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打了折扣。
那么，为什么要有意地丑化商纣王呢?原因之一是他的政敌的别有用心的宣传。
比如奢侈腐化，暴虐荒淫，镇压反叛，剪除异己，这是一切帝王的共性，并非纣王一人独有。这些劣迹为什么表现在商纣王身上就那样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灭掉商纣王的帝王们，有御用文人，文人们怎样说他都不为过，不过是为了政治服务罢了。
原因之二是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
妲已本来是纣王剿灭苏部落的战利品，也是纣王的玩物。可是，武王伐纣后一千年的《列女传》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这就是“女祸亡国论”。其实,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本性凶残的帝王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并不受女子所左右,怎么一旦亡国灭身,就把女人当成替罪羊了呢?于是,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姐己,周幽有褒姒,唐明皇有杨贵妃，仿佛没有了这些女性，他们就会“天子圣明”了。因此，在商纣王的故事里掺和着妲己，既是小说家的调味品，也是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愚弄人民的阴暗心理的表露。
据《史记》记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臂力过人。他的才智足以对复杂的事情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他的气力足以托梁换柱、徒手杀虎。他一手抓九条牛的尾巴，往后一拉，九条牛只有向后倒退。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
当时的东夷常向商朝发动进攻，掳去大量百姓作奴隶，对商朝是个威胁。纣王的父亲帝乙就和东夷大战一场，但没有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铸造大量兵器，亲率大军出征东夷。东夷各部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但挡不住纣王的攻势。
纣王一方的箭镞是青铜制造的，精巧而锋利、射程远、杀伤力大。两军对阵时，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被纣王指挥的商军阵冲杀,层层包围,大部分做了俘虏。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
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
1923年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老师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即“层累说”；同时指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他认为：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失去原本的面目，所以要考证源流。“纣王”“隋炀帝”在世人的心中暴君形象已经不可动摇，忽略了他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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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之际有哪些可以说说的名人的怪事？
1.胡宗南为上黄埔军校大哭大闹我们都知道胡宗南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但是胡宗南在报名的时候却因其身高不足1.6米，体格检查时被淘汰，胡宗南知道后在黄埔军校门口大哭大闹，说：拿破仑个子也矮，孙中山个头也矮，廖仲恺也矮！恰好这话被廖仲恺听到了，就特批胡宗南进入复试，胡宗南最终才成为了黄埔一期的学员。
2.袁世凯吃鹿茸太多结果死于肾亏
历史书上对于袁世凯最后的死因，是因为称帝后各地反对忧惧所致，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袁世凯真正的死因，主要归结于饮食、滋补“出格”，以及生活淫荡糜烂。
据袁府总管的陶树德回忆，袁世凯“十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十一时许，进人参一杯。中午十二时午餐”。下午“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七时晚餐……”不难看到，袁所食用的“多为补血强身、滋阴壮阳者”。由于过分补血强身，导致袁经常患牙痛，大便秘结，以致每隔三二天就要请中医诊治或灌肠……这些情况外人是无从知晓的。
除了饮食、滋补“出格”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伤于情色。袁世凯妻妾成群，欲望又强烈，为此大量吃鹿茸粉，他的妻妾共为袁生育了32个子女。这也导致他身体产生巨大的伤害，最后肾亏而死。这事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也有记载。
3.章太炎开辟征婚先河，把娶妻当药用
国学泰斗章太炎先生章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1912年，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在40多岁的时候，在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章公开刊登征婚启事。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做媒人，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章太炎过于兴奋，皮鞋左右颠倒，一时大窘。
你知道哪些民国逸事？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刘知几《史通·杂述》
1
俞樾
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俞家三代皆为大师。俞樾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得以中试。此后，俞樾就将他的书斋名为“春在堂”。“花落”，意为西学传来，国学不盛；“春仍在”，意为中学为体。 俞樾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李鸿章一心从政，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俞樾埋头文字，“学究天人际，名垂宇宙间”。
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曾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李鸿章那样醉心于爬官，也不愿意像俞樾那样专攻学术。
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他的著名自挽联云：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俞樾与曾孙俞平伯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冷泉亭，悬有一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一日，俞樾与夫人游灵隐，小坐亭上，共读此联。夫人道：“此联问得有趣，请作答语。”
俞樾应声而答：“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夫人道：“不如改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言毕，夫妻相与大笑。
数日后，次女来，俞樾要她试为冷泉亭旧联作答。女儿沉思良久，笑道：”可答为：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
俞樾惊问：”‘项’字何指？”女儿道：“不是项羽将此山拔起，安得飞来？” 2
王闿运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 福州诗评家陈衍刻薄，曾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评。钱锺书将这些评论记录下来，名为《石语》。其中，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的，是湘潭王闿运逝世后，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可见，王闿运的确长得难看。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王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应利用此时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满清。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王闿运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3
林纾 林纾任教北大，有一门在下午两三点钟，是人一天精神最不好的时刻。某日，当看到底下学生又开始昏昏欲睡，林纾把课本一合说：“现在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振奋，只听他说：“有个风流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神要听下去，林纾却突然不讲了，学生不干，请他继续。他说：“没什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学生的睡意，也被他驱走了。 林纾翻译《茶花女》，实出偶然。1897年，林纾46岁，其夫人刘氏去世，郁郁寡欢时，适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归来。
王精通法语，劝之合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以解愁绪。但林不识外文，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笔录之。
林凭藉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以文言意译，文笔流畅而优美。每每口述者甫毕，其译文亦竟，不加改动润色而完美如独创。此为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译书一出，洛阳纸贵。 林纾的书房里，左右放着两张桌子。右边一张普通的桌子，是写作和翻译用的。他坐着写作或翻译，累了，就到高桌子旁边站着绘画。绘画站累了，又回到矮桌边写作或译书，以此调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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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给年轻的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进一步悟到：精神的洗礼，品德的修炼，思想的改造，无一不如此。他决意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
于是，借用“汤之盘铭”的话，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也。商汤王在盆上刻写警语，辜鸿铭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辜鸿铭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是真正的杰出之才。”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林语堂曾评价他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凌叔华在《爱山庐梦影》中回忆，辜鸿铭晚年居于北京，常去她家做客。有天忽然对她父亲说，想刻一个图章，印上他一生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5
康有为 康有为在《自传》中说，六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 康有为批评清人普遍认可的“识字—通经—达道”治学方法，称其为“磨砖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康氏主张先从古圣贤心志入手，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具体的考据问题。 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康有为则科举考试不顺，不过是一名监生。
按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拜康有为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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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
陈黼宸，是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 在北大，他不但讲中国哲学史，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话，无人听得懂。于是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
上课时候，他登上讲坛，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课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挚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到，他虽然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为学生讲课，真像《庄子》说的：”目击而道存矣。”说话倒成了多余的。7
蔡元培 蔡元培字写得不好，很多人都知道。在《石屋续瀋》（瀋，读作“审”）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其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时，对学生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8
章太炎
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 许寿裳先生的《章炳麟》中，认为章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而在国学大师方面，将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列于首位。许寿裳说：“章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洵可谓集一代的大成。”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不少人想去营救他。有个人转求袁世凯最亲信的张秘书，说：“袁总统手中握有精兵十万，还怕一个书生不成？干脆就把太炎先生放了吧！”张秘书听罢，瞪大眼睛说：“这可不行！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也是可怕的东西！” 囚禁的章太炎，在桌子上书上“袁世凯”名字，每日击打数次，以泄心中之愤。1915年，章太炎书“明年祖龙死”，而袁世凯恰恰也就是1916年死掉的。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之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9
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中说：蔡元培先生好比宋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以图大事；梁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情。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启迪了好几代人。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以政治论学，变法图强为其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以人格修养为其归宿。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
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10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伯苓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注重仪表，他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南开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