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爱情交友,你真的羡慕陶渊明的生活吗?
山西大同爱情交友，你真的羡慕陶渊明的生活吗？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生活，大概指的是陶渊明写的那首归田园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生活，想象的世外桃源，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存在过，虽然闭塞缺可保生命无忧，不受战乱流离之苦，生活苦一些不要紧的，关键是能活下去。
陶渊明的想象力够丰富的，还写出来新乐《桃花源记》，一群人离开现实世界生活了几百年还活的很幸让他很羡慕。理想中的乌托邦在现实中是很难存在的，因为人毕竟是要生活在社会中的，单纯的以裹腹为目的逃离文明社会是不太明智的，人要吃饭穿衣，要吃盐，耕种需要种子和农具，生活需要各类生活必备品，这些可不能自给自足的，需要和外界交换的。逃离现代文明只能心里想想罢了。
人除了温饱还要有精神信仰，小孩需要教育，文化要有传承，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两代人可以，时间长了人要退化的。
陶渊明仕途郁郁不得志，说好听点不为五斗米折腰，说难听点就是逃避。他向往的田园生活看起来很美，但与他的内心向往是不相符的，采菊东西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你不用去桃花源也可以呀。偶尔去转转也可以呀。
做人遇到困难不能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土里去逃避，而是应该积极去面对。你说是不是！
论语中推崇的中庸之道应该如何在生活中实践？
讲孔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以为怪了，甚至是很时尚的事的。这次我举办“六十人生回顾”的系列讲座，拟了六个讲座题目，除了“道德人生”讲我刚完成的《崇德说》，最早与上海图书馆定下，“审美人生”是对我的工作的汇报，定在作家协会，其他四个讲座题目，供几家单位选择，“健康人生——孔子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最受欢迎，可见孔子的受欢迎。这跟五年前的情况就不能比，跟十年前的情况更不能比。虽然在今天，提倡国学、尊孔，还是有受到非议的，但宣扬孔子学说的人已经是理直气壮，发言内容已经主要不是为孔子辩诬，去孔子的妖魔化，而是要大力弘扬孔子学说，甚至有专家不止于“尊孔读经”，要把新儒学升格为新儒教，一眨眼工夫，孔学俨然成了显学。但讲孔子这么热闹，讲孔子的中庸之道的却很少。而根据我对孔学的研究，读《论语》、《礼记》、《春秋左传》《周易大传》等儒家经典的心得，“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把它从《礼记》中选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同列为“四书”，与“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相提并论，成为后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的必读书，要求倒背如流。因为科考多以四书中的句子为题，四书比五经也便于记诵，所以，逐渐四书的影响还要超过五经，“中庸之道”的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成为中国人人格修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说明朱熹是很有眼光的。今天讲孔子而鲜见讲中庸之道，说明我们对孔子思想的认识比朱熹要低多了。
中庸之道是经朱熹的大力提倡而弘扬于世的，但是，根据我的研究，朱熹对中庸之道的理解还是有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够的。这话听起来有些狂妄，但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这牵涉到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也就是在当下来提倡中庸之道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庸之道有什么其它思想、学说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我不能谦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朱老夫子，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要说明中庸之道为什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为什么说朱熹对中庸之道的理解还很不够，就要从“中庸”的定义说起。
什么是“中庸”？朱熹在《中庸集注》里实际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引用前辈理学家程子的说法：“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一个是他自己的说法：“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成语“不偏不倚”就是从朱熹的注里来的。这两个答案其实是有差别的。
在陈璧耀先生主编的《新编成语大词典》里，对“不偏不倚”有三个解释：1，原指适中，不过分，也不不及。后面就引用朱熹注作为例证。2，后多指不偏袒，形容公正。3，指正中目标，没有偏差。这三条解释，实际都把“不倚”理解为“不偏”的另一种说法，“不倚”就是“不偏”，这和朱熹注的意思是一致的。但在程子的说法里，“不倚”和“不偏”是指的两回事。“不偏”解释“中”，“不倚”解释“庸”，“不倚”不是“不偏”。但是，程子说的是“不易”，“不易”就是不变的意思，朱熹把“不易”改成了“不倚”，到底哪个对呢？
我们看《中庸》的原文，里面有一句，说君子（合格的贵族、统治者）是“中立而不倚”，“中立而不倚”，“中立”就并非是“不倚”，“中立”与“不倚”就是两件事；“中立”是“中”，“不倚”就是“庸”，因此，应该是“不倚之谓庸”，朱熹把“不易”改成“不倚”是对的。
但程子为什么要把《中庸》里的“不倚”改成“不易”呢？这是因为他对“庸”的理解。程子的话后面紧跟着两句话：“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古书引用语没有引号，按今天的标准看起来是不合学术标准的，这两句话就不能肯定是程子说的，还是朱熹对程子的话的发挥。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朱熹认为的程子对“庸”的理解。
“庸”本来的意思就是“用”，又引申为“民功”。人民作的功用、认可的事业才是长久的，所以，又引申出了“常”义。东汉的大儒、注经家郑玄就注“中庸”的“庸”，“犹常也。”但“常”实际上也有两个层次不同的义项。一个是“恒常”，本质的、永久的存在，是形而上的，“道”的层面上的；一个是“日常”、“平常”，是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的。程子理解“庸者，天下之定理”，就把“庸”理解为形而上道的层面上的“常”了，这样的“常”就不能是“不倚”了。“倚”的本意是“依”，“不倚”就是“不依靠”，形而上的道怎么能不依靠呢？不依靠恒常的道，去依靠什么呢？因此，程子把“不倚”改成了“不易”，不变化，本质的形而上的恒常的道是不变化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朱熹忠实于《中庸》文本，认为还是应该用“不倚”，但他也认为“庸”是形而上的“恒常”，不适合用“不倚”来定义，故而把“不倚”和“不偏”放一起，变成“不偏不倚”，来定义“中”；用“平常”来定义“庸”。但他说的是“平常”，实际意思却是形而上的“恒常”。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儒界定概念、逻辑推理方面，与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甚至等而下之的荀子、韩非子，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平常”、“日常”，指的是常见，这个“常”是形式上的，从内容上来说，则是“不常”。昨天的“平常”、“日常”，就不是今天的“平常”、“日常”，今天的“平常”、“日常”，也不会是明天的“平常”、“日常”。而形而上的“恒常”，是内容的“常”，在形式上却是“不常”，千变万化的现象，都是恒常本质的体现。对“平常”“日常”意义上的“庸”，就要明确“不倚”，不可依靠，不可执着，不可墨守成规，不可固步自封。所以，《论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做事有四条戒律，在策划阶段，不要主观意志太强；在实施过程中，不要坚持原来的计划，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改变；取得成功后，不要使经验固化；凡事不要首先考虑我的利害得失。）这就是“不倚”。
因此，朱熹讲中庸之道，实际上只讲了“中”，基本上没有讲“庸”。而因为对“庸”的意义没有足够的理解，所以讲“中”也没有完全到位。在当下，尤其需要了解孔子讲君子“中立而不倚”的深意，使中庸之道这伟大的学说能起到匡正时弊、经世济人的作用。
为什么说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呢？
首先，对孔子来说，取得“不倚之谓庸”的认识，非比寻常，是思想上实现一次飞跃的结果。这次飞跃，是在孔子受到老子当头棒喝，深刻反思后出现的，很痛苦的。但大烦恼能转就是大菩提，所以，后来中庸之道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
据《庄子》记载，孔子是五十一岁的时候去见老子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五十一岁那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五十一应是虚岁），孔子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就是中都城的行政长官，中都城在鲁国首都曲阜西面60公里的地方，它的南面就是鲁诸公墓，从鲁桓公开始，到鲁昭公为止，春秋时期有九个鲁国国君的墓葬在这里，可见中都城地位的重要。孔子出任这样的重要职位，一年里，又升任司空（工程部长）、大司寇（司寇是司法部长，大司寇则属于诸侯国的卿大夫，孔子又是大司寇摄相事），这段时期，是孔子仕途的高峰，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因此，如果《庄子》的记载不错，那么，应该在孔子出任中都宰之前，而这次见面对孔子的终身的事业、追求有决定性的影响。
孔子去见老子的动因，在《庄子》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孔子感到自己已经五十一岁了，还没有得闻大道，仰慕老子的声望，所以路远迢迢赶去求教。另一种说法，是孔子想使自己著的书让周王室图书馆收藏，听了子路的建议，去走老子的路子。因为老子虽然已从图书馆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他推荐一下，这事就能成。当时的书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一大捆一大捆的，写书不容易，传播更困难，被周王室图书馆收藏，他的学说就可能影响高层领导，还可能流传千古，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或许比今天得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还要高。从《庄子》、《史记》记载的老子与孔子见面后的一些对话，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后一种说法更可信。但孔子要使自己的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也不是为了流芳百世，更不是像战国的那些纵横家、游说之士，用自己的学说、谋略去说动君主，换取高官厚禄，他是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可以匡救礼崩乐坏的时局，使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因此要努力争取为世所用。
但老子对孔子的学说并不看好。孔子就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孔子主张的救世方案是什么呢？仁、义，礼、乐。老子对“仁”“义”都持批评意见，何况“礼”“乐”。《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丧失了以道治国的政治理念，就退居以德行治国的理念；丧失了以德行治国的理念，退后屈从以仁爱治国的理念；丧失了以仁爱治国的理念，退后屈从以义利治国的理念；丧失了以义利治国的理念，退后屈从以礼法治国的理念。那个所谓的“礼”，是君主的责任心与诚信度减少的表现，而且是引发争权夺位的动乱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这么说？说起来要洋洋一大篇，这里就不展开了。简单的说，《老子》说的“道德”，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不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属于伦理规范，在孔子时代是属于“礼”的范畴的。《老子》讲的“道德”，不仅是大公无私、先公后私，不仅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讲付出，不图回报”，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人顺应自己的天性去生存、发展，不是价值尚同，而是价值多元，不是单极化，而是多样化。所以，老子对孔子提倡“仁”“义”“礼”“乐”这样的单极化价值很不以为然。但孔子从六经（诗经、尚书、周礼、乐经、易经、春秋）中找出根据来和老子辩论。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那个六经，是先王留下的脚印，这怎么是可以跟着走的路线？那个脚印，是鞋子踩出来的，而脚印怎么能等同鞋子呢？）这话对孔子是五雷轰顶。孔子见了老子回去，三天不说话，闷头反思，看得弟子都愣了。他们问孔子：“老师您见到老聃，对他提了什么意见？”孔子说：“我今天是见到龙了。龙，合起来成躯体，散开来就是五彩的云霞，腾云驾雾，生养于阴阳。我口都不能张，又能对老聃提什么意见。”孔子闭门不出，三个月以后，他再去见老子，说：“我有心得了。乌鸦与喜鹊是口衔食物来喂养幼鸟的，鱼是用吐沫喂养幼鱼的，细腰的昆虫是从蛹里化生的，人是吃母乳长大的，生下弟弟以后，哥哥吃奶少了，就常常会啼哭。我很久没有跟他人一起顺应自然的变化了，不能跟他人一起顺应自然的变化，又怎么能教化他人！”老子听了以后高兴的说：“可以，孔丘得道了！”
孔子从老子那里得到的道理，就是“不倚之谓庸”，也就是只有“万事万物不停的在变化”这条道理，才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灾祸旁紧倚着幸福，幸福中埋伏着灾祸，谁知道这之间是否有中道？政治是没有绝对正确的方略的。在一定条件下，正道转化为斜径，能干的变成了添乱的。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迷惑不解，日子已经很久了。正因为这样，有道之君行为端方，讲原则，但并不固执一己的立场与观点；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但也注意不伤害别人的感情；刚毅正直，宁折不弯，但又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正大光明，普施恩惠，但不炫耀。）这样的哲理思想，正是孔子原来所缺乏的。孔子在见老子之前，只有“中”道，见了老子以后，才有了“中庸”之道。同样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本来是有点教条主义的，现在就有辩证思维了。本来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现在知道“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然小人哉”，只不过是志向不高但很执着的凡夫，君子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所以，《论语·里仁》篇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说：“曾参啊，我们的道有一条原则可以贯通。”曾参回答说：“是的。”孔子出门去了，同门师兄弟上来问他：“这怎么说？”曾参说：“老师的道，就是负责和宽容而已。”）“忠”，负责，这是对己的要求，就是“中”道；“恕”，宽容，这是对人而言，就是“庸”道。
而朱熹虽然把《中庸》列入四书，但他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其实只停留在“中”道，没有“庸”道，程子的思想也没有认识到“庸”道。这与宋代理学家的认识论密切有关。他们认为有个客观的至高的“天理”存在，可以用“格物致知”的方式去认识到现象背后的“理”，掌握了“理”，就可以治理这个混乱的世界；而与“天理”相对的就是“人欲”，所以治理世间，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只有知识分子中特别智慧的精英分子，才可能认识到天理，普通老百姓只有人欲，他们的认识和天理是搭不上界的，所以，只有通过启蒙、通过教育，使他们接受天理的教条、训诫。因此，理学的认识论，是精英的认识论，贵族的认识论，精神贵族的认识论，是一种实质很专制的认识论。被这样的认识论所局限，所以，朱熹尽管说了“庸，平常也”，但心中想的却是“恒常”，是“庸者，天下之定理”。因此，在朱熹看来，只要认识到这个先验存在的理，就可以用来治天下了。而孔子说的“中庸”，恰恰不是这样来认识、来行事的。
《中庸》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啊！他喜欢询问各种意见，而对周围亲近的人的意见要详加审察，听不进的话隐忍下来，认可的意见加以发扬，把握住两个极端的意见，把折中的方案用于民众，这才成其为舜啊！”）
这就是孔子理想的中庸之道，没有先验的天理、天道。所谓“天理”，就是民心，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所谓“天道”，就是帮助每个人依照其天性去生存、发展，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是“各复归其根”（《老子还真本第十八篇道章〔王弼本十六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的近九十年的历史证明，凡这个工作方法实行得比较好的时期，事业的发展就顺利，凡这个工作方法实行得不够好的，甚至反过来倒行逆施的，事业进展就困难，就会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中庸之道用于政治，就是民本主义，就是群众路线。说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第二个理由，就是孔子坚定的站在民本立场上，他推行的政治是民本政治，所以，作为实践民本政治的思想方法，非中庸之道不可。而到从秦朝算起，皇权专制已实行了一千多年后的宋代，程子与朱熹对中庸之道的民本立场没有高度的自觉，也是情有可原的。
现在一般认为孔子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卫道士，这是对孔子最大的误解。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春秋左传》中有六十节文字中提到“国人”。从这六十节文字看，“国人”并不仅仅是言说时的一个称谓、一个概念，就像我们今天称“人民”“公民”“群众”似的，而是当时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左传》中多处提到，“朝国人”（就是君主直接或派代表和国人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帅国人盟”（以立约盟誓的方式来调用国人力量），君主“将亡，国人皆将从之”（国人要都跟着君主流亡他国），国人“出”君主、“逐”君主，“国人追之”（追杀作乱的权臣），士大夫“因（凭借）国人以攻”君主，“国人助”君主，“国人施（罪）”于某人，“以靖（安定）国人”等。
《左传》中提到国人的行为与言论，一般都是正确的、正面的、正义的。这反映了《左传》的民本立场。有一则故事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那是公元前660年，冬天的时候，北方的狄族来攻打卫国。因为卫国国君非常喜欢鹤，平时让他喜欢的鹤出门乘坐周围有华丽屏幡的高级车，享受士大夫的待遇，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所以，国人中能够持武器出战的一致拒绝应召，说：“让鹤去打仗吧，鹤不是实际上享受了士大夫的俸禄吗？我们怎么能打仗呢？”卫君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勉强出战，结果大败，卫国也被灭了，后来靠齐桓公的帮助，才打退狄族，恢复了卫国。从《左传》记载来看，卫懿公不仅是咎由自取，而且可以说是祸国殃民。也说明君主亡国是因为失去了人心，可见在《左传》的语汇里“国人”地位的重要。
其实，最能显示“国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
周厉王是个暴君，在位三十年，倒行逆施，与民争利，还残酷压制舆论，国人忍无可忍，暴动起义。周厉王闻讯仓皇出逃，他的太子姬静逃到召穆公的家里，暴动的国人把召穆公的住宅包围起来，要求交出太子静，召穆公无奈，忍痛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交给国人杀死，才保全了太子静的性命。在周定公、召穆公的极力劝解下，国人纷纷离去。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十四年，周厉王死，太子姬静也在召公家成年了，他们就一起拥立姬静为王，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即位以后，周公、召公继续辅政，终于在十二年后，鲁武公来朝见周宣王，恢复了在周厉王时代就中止的诸侯对周天子的朝见礼。
从这些记载看，当时的政治，不仅有贵族民主，而且还有与古希腊城邦市民民主相类似的“国人”民主。也许，国人可以拥有武器，打起仗来，或国内发生武力政变，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士（武士）是武装力量的骨干，所以，国人的意志在政治中地位就相当重要了。有史家把春秋时的国人造反，认作奴隶暴动，这是生搬硬套的误解。因为春秋政治中的“国人”不仅有武力，而且有文化话语权，所以，从李悝、商鞅到韩非子，变法用权的措施，一个重心，就是既要利用国人，来使他们为君主卖命；又要约束他们，不让他们的意志对君权构成威胁，不让“国人”民主危害到君权独裁。
与李悝、商鞅、荀卿、韩非子等“法家”（应该称权术家）截然相反，孔子对国人民主首先是高度肯定的，国人造反，是对坏的君权独裁政治的反抗，国人民主是对君权的重要的制约力量，这一点，已经从孔子修《春秋》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左传》等《春秋》的传文，是对孔子思想的阐释。而且，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为当时的君权政治所忽视的“野人”的意志与话语权。
说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孔子明确意识到他在世时可能实现的是恢复小康社会，这种务实的政治目标，使他选择中庸之道的实践路线。
“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概念，可能是古已有之，但我们今天只能从《礼记·王制》篇的“子曰”中读到，而且从孔子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来看，当时也很少人知道有这回事了，因此，说这两个概念是孔子提出的也不为过。但孔子说的“小康社会”，与我们今天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概念是不同的。今天说的“小康社会”，是以富庶度为标准来衡量，是介乎贫穷和富裕、发达之间的过渡状态。而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以和谐度来衡量的。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通行的时代，国家政权的首领是公推的，选择贤者，组合能人，和解异见，言而有信，约束自身，和睦相邻。故而不是只以侍奉自己的双亲为养亲，不是只以培养自己的子女为传子。使老年人有很好的归宿，壮年人能发挥自己所长，小孩子能健康成长，失去妻子的鳏夫、死去丈夫的寡妇、没有子女的孤老、失去父母的孤儿，以及残废、病人，都有社会供养。男子有他一定的社会身份，女子有她的依靠。只恨财物丢弃在地上浪费，并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只恨自身能力不够，并不一定要以此能力为自己谋利。正因为这样，各种计谋都被拒之门外，没有表现的余地，也没有强盗、窃贼、僭权的重臣、篡位的世子出现的条件。故而屋外的门户是不关闭的，这就叫大同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今天大道已经隐没，国家政权在一家一姓中传代，各个家族尊奉自己的祖先，培育自己的儿子，拥有财物、能力，都是为了自己所用。以贵族爵位世袭为规则，修建城墙、堡楼，深挖沟渠、大池，作为稳固的基地；用文化制度与功利价值为标准，来规范君臣关系、加强父子关系、协调兄弟朋友关系、亲和夫妻关系，设立法制与考量尺度，建立农村的井田制和城市的乡、里行政单位，把勇猛和有知识的人作为贤人选拔上来，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才是功绩。计谋、策略就这样勃发，而武力也由此兴起。夏代的禹王、商代的汤王、周代的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旦，由于这样的标准，被选为贤人。这六位君子，没有对文化制度建设不相当在意的。用文化制度来宣扬价值观，考察人的信用、烛照人的过失，建立规范、普施仁爱、实行和解、提倡谦让，向民众显示天道有常。如果有不这样做的，在高位上的将被拉下来，民众都认为他们是灾祸，这就是小康社会。）
对比一下孔子对“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论述，就可以看到，孔子没有一句说到两种社会的富庶度如何有差距，却句句在说差距来自于社会的和谐度。而社会和谐度的差距，根源因为出现了对“财富型”价值的追求。因此，读原著，就澄清了最近一百多年来对大同社会的严重曲解，认为大同社会是孔子虚构的乌托邦。理由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怎么会有大同社会存在？从孔子的表述来看，大同社会完全可能存在于上古，因为评价的标准不同，上古社会可能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但对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来说，还是可以满足的。而因为没有私有观念，没有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人与自然界及动植物也是和谐相处，所以人总体来说活得很放松、很自由，没有那些现代病，因此，孔子说它是和谐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性的角度，马克思也认为原始共产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形态，否则，就不会将未来的理想社会命名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共产主义，或者叫大同社会，或者在基督教里叫人间天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只是资本家和有权有势者不希望这样的社会实现，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不能高高在上，也就觉得他们没有价值了。他们就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什么好，因为，现代文明一进入保留原始社会生活习惯的部落，他们的社会制度立刻土崩瓦解。这完全是崇力文化的思路。强盗可以冲到人家里，把人都杀死，把东西都抢走，或者强迫人做奴隶，强盗成功了，和平居民失败了，强盗的生活方式就是好的吗？但在西方民族觉得这种理由很自然。马克思是激烈批判那种强盗逻辑的，所以，他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肮脏的血。但单纯的道德批判不能解决问题。马克思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会出现的，但那时候的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大量涌流，人不用为了谋生糊口而劳动，物质条件因此也失去了价值标志的作用，价值要用别的标志来体现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样的价值观又出现了。所以，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描述的理想社会，和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孔子认为大同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开始阶段就存在，要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就要去掉那些后天发展起来的“谋用”，回复到先民的纯朴。而马克思认为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可能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出现物质财富大量涌流的将来。
其实，孔子当时也觉得回到大同社会是很困难的，在他的一生里，可能看不到，但小康社会，争取一下，还是可能实现的。大同社会是一端，礼崩乐坏的现实又是一端，建设小康社会就是用其“中”道。所以，尽管孔子的同时代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但他认为他的实践是可行的，他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的大弟子子路也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给他这样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行的是中庸之道，是人心所向，又结合实际，所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都百折不挠的要去实现，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目标就可能在当前实现。怎么做得足够好？就是坚定不移的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积极投入的，负责的，“忠”的；又是能超脱一己立场的，宽容的，“恕”的。
弄清了中庸之道的本意，我想，应该可以知道，实践中庸之道在现代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旅行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吗？
颠覆，是物体颠倒，倒翻意思。
旅行，能倒翻一个人的世界观吗？
从构建世界观的基本要素上理解，是不可以的。
人们旅行，见到不同，由于内心设定的差距，引起惊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致！”认识受到了挤压、颠覆。是认识本身处自在逻辑产生了冲突。
认识主要表现：用感官确定、 知晓或认明某物，是我们头脑对面前世界的反映。
世界观表现则不同，它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讲究价值，具有实践性，更新性。
举个例子，比如，疫情爆发期间，西方世界的各种恶劣表演，将我们原来的价值体系被推翻了。西方的人权，原来可以用拔掉上了65岁新冠肺炎插管来表达。西方的人人平等，原来可以用非理性欺骗导向来演绎。看，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和实践，得到了更新。西方的丑恶曝露无遗。于是，世界观被颠覆。
旅行，见到某一物，比如西湖之美、珠峰之雄，不具有实践性，也不会更新你的看法。因为，你经验早知道西湖之美、珠峰之雄。只是亲眼见了，证实了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旅行，并不能颠覆一个人的世界观。仅为认识上感觉“奇”而已。
但确实有人说自己通过某次旅行，世界观发生了转变。
比如有人到了西藏喜马拉雅山，说自己有感悟，见到山之大，包容无限，自己也就变得大度起来。比如，有人看到了海洋无穷之大，觉得人之渺小到不值一提，于是由此不再自大，谦虚起来，比如，.......
真是这样吗？真的一个性情火爆的人，通过旅行会变得温和起来吗？真的一个性格阴恶的坏人，通过游历美好的景色，会变好吗？
旅游，转变不了世界观，没有教育功能。
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通过五官感受，悟到一点什么，比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比如歌唱家什么的，皈依佛门。那是情境发生的逆转，他经验上明白，这样不行，得变化 。这个经验，是功利的、私心的，断不是旅游的。不是他到什么地方旅行了，而后，世界观大转变。
我个人认为，旅行，不但不能颠覆一个人的世界观，相反，还可能加固一些人原有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比如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上的大坏蛋，秦桧、魏忠贤、李林甫、汪精卫、杨国忠、蔡京、和珅、秦嬴政等等，基本青一色的旅行大家。外国呢，外国的坏蛋希特勒、东条英机......同样游历过太多地方，而恶性不改，变本加厉。
旅行不能颠覆一个人的世界观，但可以增加认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新奇，感叹。
世界观是以价值为导向的，美国“戏精”川普，满嘴喷粪，乱咬中国，就说明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一些朋友喜欢言说旅行对他有改变呢？我认为，仅为文章尔，真的通过旅行，他的世界观便变了吗？未必。
朋友，你提出了一个好问，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认识论与世界观冲突是常见现象。常听人说“颠覆了三观”、"损三观“，就是表达他的认识受到了强大冲击。不过，人们不要因为某人表达了“颠覆了三观”，便以为这人世界观变了，这是不对的，他原本是谁，还是谁，没有变。
好，本文就到这里。
女人大部分都在委曲求全的生活吗？
是的。
不仅是女人，确切的讲：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委屈求全的生活。
其一、情感生活，需要高姿态
在一档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采访两位百岁老人的情感问题，问老爷爷两人结婚这么久，不离不弃，谈些个人的看法？老爷爷说：忍让。主持人问老奶奶同样的话题，老奶奶回答：再三忍让。他们的回答赢来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家庭生活中，也有人受到委屈抱怨说：为了这一家、为了老人孩子，我是打碎牙咽到肚子里，我的命好苦呀！家庭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开门需要，人情世故礼尚往来，事事繁多。勺把子碰锅沿也是常有的事，如果每件事都较真，都占上风，每天唇舌之战便会不可避免，家庭便永无宁静之日。
其二、工作岗位，需要高姿态
在单位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可避免的与领导、同事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联系，尤其是在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顾全大局，牺牲自我利益，尽管一时委屈了自己，但是成就了个人的大局观。在评先、晋级、福利以及其它同事有利益并存时、发生矛盾时，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委屈自己一时，在同事们之间落个好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人们的口碑。在自我安慰中，委屈感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其三、朋友交往，需要高姿态
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尽不相同，因此在朋友交往中，要存大同求小异，不去计较点点滴滴，要坦然面对交往过程的林林总总之事，常记“吃亏是福”，“让利与人”的处世交友原则，常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处世感恩思想，才能活好自己，交好朋友。
人生在世，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个人情感，个人欲望各不相同，任人一生一世都不会一帆风顺、心满意足。生活中，总有不尽人意的事情，委屈点，便能成全生活、成全自己，俗话说：吃亏是福。仔细想来，一个人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又赤裸裸的离开这个世界，一切金钱、名利、地位都是身外之物。想一想这些，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
个人观点，如有偏颇，权当杜撰。
同事之间如何相处最好？
如今年轻人行走职场，总觉得自己在工作是非常煎熬，因为如果你无法适应公司的节奏，那么就可能会被动离开，而且也会被老板所淘汰，还有一些员工因为情商比较低，所以在跟老板相处的时候很容易得罪对方，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
今日便看到有位网友分享了他的工作经历，这位网友是一位女大学生，女大学生小陈吐槽到：他在老板结婚的时候，看到主管竟然威胁每个新员工，给老板随礼600元，但是小陈却觉得公司领导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威胁员工，相信大家都并不是很服气，但是其他同事都选择认同，没有提出反对，而小陈在老板结婚的时候仅仅随礼100元，因为她觉得老板可能不会在意这么小的事情，可是没过多久，小陈却因为得罪了主管被公司开除。
其实小陈觉得自己特别的冤枉，她希望自己能够在公司里获得竞争的机会，可是现在却不小心得罪了领导，导致自己在公司被淘汰。
也是建议大家在公司里工作，尤其是跟老板跟领导相处的时候，要懂得以下这3点规矩，这样才能够让你给领导留下好印象。
第一、学会在领导面前说好话，有些员工工作能力非常强，但是最后却发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斗不过领导，因为领导有资源有权利，他们可以通过一些规定来制约员工，让员工在职场中无论怎样努力都得不到领导信任，所以大家如果能够追随一些有实权的领导，一定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去在领导面前说好话。
第二、为人处事要懂规矩，大家同样在一个公司工作，其实有些时候跟领导汇报工作或者是相处的时候，往往有些年轻人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是正确的，于是便对身边的领导指指点点，而且会当众批评领导这些领导非常难堪，所以你在跟领导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合适的给领导提出想法，因为有些领导心胸狭隘，他们会把你的行为记恨在心里。
第三、不把领导所说的话或者安排当回事，也会让领导乱发脾气，有些领导在公司里已经非常低调，他们在安排任务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每个员工的感受，可是正是因为有些年轻人畅所欲言，而且在公司里给团队带来很大麻烦，因此领导才会在重要场所出现阶段的情况，你让领导没有面子，领导也会对你非常的不友好
结语：大家对此怎么看呢？写在评论中，大家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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