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爱情交友,你真的羡慕陶渊明的生活吗?
山西大同爱情交友,你真的羡慕陶渊明的生活吗?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生活,大概指的是陶渊明写的那首归田园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生活,想象的世外桃源,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存在过,虽然闭塞缺可保生命无忧,不受战乱流离之苦,生活苦一些不要紧的,关键是能活下去。
陶渊明的想象力够丰富的,还写出来新乐《桃花源记》,一群人离开现实世界生活了几百年还活的很幸让他很羡慕。理想中的乌托邦在现实中是很难存在的,因为人毕竟是要生活在社会中的,单纯的以裹腹为目的逃离文明社会是不太明智的,人要吃饭穿衣,要吃盐,耕种需要种子和农具,生活需要各类生活必备品,这些可不能自给自足的,需要和外界交换的。逃离现代文明只能心里想想罢了。
人除了温饱还要有精神信仰,小孩需要教育,文化要有传承,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两代人可以,时间长了人要退化的。
陶渊明仕途郁郁不得志,说好听点不为五斗米折腰,说难听点就是逃避。他向往的田园生活看起来很美,但与他的内心向往是不相符的,采菊东西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你不用去桃花源也可以呀。偶尔去转转也可以呀。
做人遇到困难不能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土里去逃避,而是应该积极去面对。你说是不是!
论语中推崇的中庸之道应该如何在生活中实践?
讲孔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以为怪了,甚至是很时尚的事的。这次我举办“六十人生回顾”的系列讲座,拟了六个讲座题目,除了“道德人生”讲我刚完成的《崇德说》,最早与上海图书馆定下,“审美人生”是对我的工作的汇报,定在作家协会,其他四个讲座题目,供几家单位选择,“健康人生——孔子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最受欢迎,可见孔子的受欢迎。这跟五年前的情况就不能比,跟十年前的情况更不能比。虽然在今天,提倡国学、尊孔,还是有受到非议的,但宣扬孔子学说的人已经是理直气壮,发言内容已经主要不是为孔子辩诬,去孔子的妖魔化,而是要大力弘扬孔子学说,甚至有专家不止于“尊孔读经”,要把新儒学升格为新儒教,一眨眼工夫,孔学俨然成了显学。但讲孔子这么热闹,讲孔子的中庸之道的却很少。而根据我对孔学的研究,读《论语》、《礼记》、《春秋左传》《周易大传》等儒家经典的心得,“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把它从《礼记》中选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同列为“四书”,与“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相提并论,成为后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的必读书,要求倒背如流。因为科考多以四书中的句子为题,四书比五经也便于记诵,所以,逐渐四书的影响还要超过五经,“中庸之道”的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成为中国人人格修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说明朱熹是很有眼光的。今天讲孔子而鲜见讲中庸之道,说明我们对孔子思想的认识比朱熹要低多了。
中庸之道是经朱熹的大力提倡而弘扬于世的,但是,根据我的研究,朱熹对中庸之道的理解还是有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够的。这话听起来有些狂妄,但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这牵涉到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也就是在当下来提倡中庸之道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庸之道有什么其它思想、学说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我不能谦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朱老夫子,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要说明中庸之道为什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为什么说朱熹对中庸之道的理解还很不够,就要从“中庸”的定义说起。
什么是“中庸”?朱熹在《中庸集注》里实际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引用前辈理学家程子的说法:“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一个是他自己的说法:“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成语“不偏不倚”就是从朱熹的注里来的。这两个答案其实是有差别的。
在陈璧耀先生主编的《新编成语大词典》里,对“不偏不倚”有三个解释:1,原指适中,不过分,也不不及。后面就引用朱熹注作为例证。2,后多指不偏袒,形容公正。3,指正中目标,没有偏差。这三条解释,实际都把“不倚”理解为“不偏”的另一种说法,“不倚”就是“不偏”,这和朱熹注的意思是一致的。但在程子的说法里,“不倚”和“不偏”是指的两回事。“不偏”解释“中”,“不倚”解释“庸”,“不倚”不是“不偏”。但是,程子说的是“不易”,“不易”就是不变的意思,朱熹把“不易”改成了“不倚”,到底哪个对呢?
我们看《中庸》的原文,里面有一句,说君子(合格的贵族、统治者)是“中立而不倚”,“中立而不倚”,“中立”就并非是“不倚”,“中立”与“不倚”就是两件事;“中立”是“中”,“不倚”就是“庸”,因此,应该是“不倚之谓庸”,朱熹把“不易”改成“不倚”是对的。
但程子为什么要把《中庸》里的“不倚”改成“不易”呢?这是因为他对“庸”的理解。程子的话后面紧跟着两句话:“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古书引用语没有引号,按今天的标准看起来是不合学术标准的,这两句话就不能肯定是程子说的,还是朱熹对程子的话的发挥。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朱熹认为的程子对“庸”的理解。
“庸”本来的意思就是“用”,又引申为“民功”。人民作的功用、认可的事业才是长久的,所以,又引申出了“常”义。东汉的大儒、注经家郑玄就注“中庸”的“庸”,“犹常也。”但“常”实际上也有两个层次不同的义项。一个是“恒常”,本质的、永久的存在,是形而上的,“道”的层面上的;一个是“日常”、“平常”,是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的。程子理解“庸者,天下之定理”,就把“庸”理解为形而上道的层面上的“常”了,这样的“常”就不能是“不倚”了。“倚”的本意是“依”,“不倚”就是“不依靠”,形而上的道怎么能不依靠呢?不依靠恒常的道,去依靠什么呢?因此,程子把“不倚”改成了“不易”,不变化,本质的形而上的恒常的道是不变化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朱熹忠实于《中庸》文本,认为还是应该用“不倚”,但他也认为“庸”是形而上的“恒常”,不适合用“不倚”来定义,故而把“不倚”和“不偏”放一起,变成“不偏不倚”,来定义“中”;用“平常”来定义“庸”。但他说的是“平常”,实际意思却是形而上的“恒常”。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儒界定概念、逻辑推理方面,与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甚至等而下之的荀子、韩非子,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平常”、“日常”,指的是常见,这个“常”是形式上的,从内容上来说,则是“不常”。昨天的“平常”、“日常”,就不是今天的“平常”、“日常”,今天的“平常”、“日常”,也不会是明天的“平常”、“日常”。而形而上的“恒常”,是内容的“常”,在形式上却是“不常”,千变万化的现象,都是恒常本质的体现。对“平常”“日常”意义上的“庸”,就要明确“不倚”,不可依靠,不可执着,不可墨守成规,不可固步自封。所以,《论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做事有四条戒律,在策划阶段,不要主观意志太强;在实施过程中,不要坚持原来的计划,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改变;取得成功后,不要使经验固化;凡事不要首先考虑我的利害得失。)这就是“不倚”。
因此,朱熹讲中庸之道,实际上只讲了“中”,基本上没有讲“庸”。而因为对“庸”的意义没有足够的理解,所以讲“中”也没有完全到位。在当下,尤其需要了解孔子讲君子“中立而不倚”的深意,使中庸之道这伟大的学说能起到匡正时弊、经世济人的作用。
为什么说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呢?
首先,对孔子来说,取得“不倚之谓庸”的认识,非比寻常,是思想上实现一次飞跃的结果。这次飞跃,是在孔子受到老子当头棒喝,深刻反思后出现的,很痛苦的。但大烦恼能转就是大菩提,所以,后来中庸之道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
据《庄子》记载,孔子是五十一岁的时候去见老子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五十一岁那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五十一应是虚岁),孔子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就是中都城的行政长官,中都城在鲁国首都曲阜西面60公里的地方,它的南面就是鲁诸公墓,从鲁桓公开始,到鲁昭公为止,春秋时期有九个鲁国国君的墓葬在这里,可见中都城地位的重要。孔子出任这样的重要职位,一年里,又升任司空(工程部长)、大司寇(司寇是司法部长,大司寇则属于诸侯国的卿大夫,孔子又是大司寇摄相事),这段时期,是孔子仕途的高峰,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因此,如果《庄子》的记载不错,那么,应该在孔子出任中都宰之前,而这次见面对孔子的终身的事业、追求有决定性的影响。
孔子去见老子的动因,在《庄子》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孔子感到自己已经五十一岁了,还没有得闻大道,仰慕老子的声望,所以路远迢迢赶去求教。另一种说法,是孔子想使自己著的书让周王室图书馆收藏,听了子路的建议,去走老子的路子。因为老子虽然已从图书馆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他推荐一下,这事就能成。当时的书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一大捆一大捆的,写书不容易,传播更困难,被周王室图书馆收藏,他的学说就可能影响高层领导,还可能流传千古,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或许比今天得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还要高。从《庄子》、《史记》记载的老子与孔子见面后的一些对话,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后一种说法更可信。但孔子要使自己的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也不是为了流芳百世,更不是像战国的那些纵横家、游说之士,用自己的学说、谋略去说动君主,换取高官厚禄,他是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可以匡救礼崩乐坏的时局,使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因此要努力争取为世所用。
但老子对孔子的学说并不看好。孔子就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孔子主张的救世方案是什么呢?仁、义,礼、乐。老子对“仁”“义”都持批评意见,何况“礼”“乐”。《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丧失了以道治国的政治理念,就退居以德行治国的理念;丧失了以德行治国的理念,退后屈从以仁爱治国的理念;丧失了以仁爱治国的理念,退后屈从以义利治国的理念;丧失了以义利治国的理念,退后屈从以礼法治国的理念。那个所谓的“礼”,是君主的责任心与诚信度减少的表现,而且是引发争权夺位的动乱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这么说?说起来要洋洋一大篇,这里就不展开了。简单的说,《老子》说的“道德”,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不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属于伦理规范,在孔子时代是属于“礼”的范畴的。《老子》讲的“道德”,不仅是大公无私、先公后私,不仅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讲付出,不图回报”,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人顺应自己的天性去生存、发展,不是价值尚同,而是价值多元,不是单极化,而是多样化。所以,老子对孔子提倡“仁”“义”“礼”“乐”这样的单极化价值很不以为然。但孔子从六经(诗经、尚书、周礼、乐经、易经、春秋)中找出根据来和老子辩论。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那个六经,是先王留下的脚印,这怎么是可以跟着走的路线?那个脚印,是鞋子踩出来的,而脚印怎么能等同鞋子呢?)这话对孔子是五雷轰顶。孔子见了老子回去,三天不说话,闷头反思,看得弟子都愣了。他们问孔子:“老师您见到老聃,对他提了什么意见?”孔子说:“我今天是见到龙了。龙,合起来成躯体,散开来就是五彩的云霞,腾云驾雾,生养于阴阳。我口都不能张,又能对老聃提什么意见。”孔子闭门不出,三个月以后,他再去见老子,说:“我有心得了。乌鸦与喜鹊是口衔食物来喂养幼鸟的,鱼是用吐沫喂养幼鱼的,细腰的昆虫是从蛹里化生的,人是吃母乳长大的,生下弟弟以后,哥哥吃奶少了,就常常会啼哭。我很久没有跟他人一起顺应自然的变化了,不能跟他人一起顺应自然的变化,又怎么能教化他人!”老子听了以后高兴的说:“可以,孔丘得道了!”
孔子从老子那里得到的道理,就是“不倚之谓庸”,也就是只有“万事万物不停的在变化”这条道理,才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灾祸旁紧倚着幸福,幸福中埋伏着灾祸,谁知道这之间是否有中道?政治是没有绝对正确的方略的。在一定条件下,正道转化为斜径,能干的变成了添乱的。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迷惑不解,日子已经很久了。正因为这样,有道之君行为端方,讲原则,但并不固执一己的立场与观点;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但也注意不伤害别人的感情;刚毅正直,宁折不弯,但又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正大光明,普施恩惠,但不炫耀。)这样的哲理思想,正是孔子原来所缺乏的。孔子在见老子之前,只有“中”道,见了老子以后,才有了“中庸”之道。同样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本来是有点教条主义的,现在就有辩证思维了。本来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现在知道“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然小人哉”,只不过是志向不高但很执着的凡夫,君子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所以,《论语·里仁》篇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说:“曾参啊,我们的道有一条原则可以贯通。”曾参回答说:“是的。”孔子出门去了,同门师兄弟上来问他:“这怎么说?”曾参说:“老师的道,就是负责和宽容而已。”)“忠”,负责,这是对己的要求,就是“中”道;“恕”,宽容,这是对人而言,就是“庸”道。
而朱熹虽然把《中庸》列入四书,但他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其实只停留在“中”道,没有“庸”道,程子的思想也没有认识到“庸”道。这与宋代理学家的认识论密切有关。他们认为有个客观的至高的“天理”存在,可以用“格物致知”的方式去认识到现象背后的“理”,掌握了“理”,就可以治理这个混乱的世界;而与“天理”相对的就是“人欲”,所以治理世间,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只有知识分子中特别智慧的精英分子,才可能认识到天理,普通老百姓只有人欲,他们的认识和天理是搭不上界的,所以,只有通过启蒙、通过教育,使他们接受天理的教条、训诫。因此,理学的认识论,是精英的认识论,贵族的认识论,精神贵族的认识论,是一种实质很专制的认识论。被这样的认识论所局限,所以,朱熹尽管说了“庸,平常也”,但心中想的却是“恒常”,是“庸者,天下之定理”。因此,在朱熹看来,只要认识到这个先验存在的理,就可以用来治天下了。而孔子说的“中庸”,恰恰不是这样来认识、来行事的。
《中庸》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啊!他喜欢询问各种意见,而对周围亲近的人的意见要详加审察,听不进的话隐忍下来,认可的意见加以发扬,把握住两个极端的意见,把折中的方案用于民众,这才成其为舜啊!”)
这就是孔子理想的中庸之道,没有先验的天理、天道。所谓“天理”,就是民心,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所谓“天道”,就是帮助每个人依照其天性去生存、发展,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是“各复归其根”(《老子还真本第十八篇道章〔王弼本十六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的近九十年的历史证明,凡这个工作方法实行得比较好的时期,事业的发展就顺利,凡这个工作方法实行得不够好的,甚至反过来倒行逆施的,事业进展就困难,就会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中庸之道用于政治,就是民本主义,就是群众路线。说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第二个理由,就是孔子坚定的站在民本立场上,他推行的政治是民本政治,所以,作为实践民本政治的思想方法,非中庸之道不可。而到从秦朝算起,皇权专制已实行了一千多年后的宋代,程子与朱熹对中庸之道的民本立场没有高度的自觉,也是情有可原的。
现在一般认为孔子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卫道士,这是对孔子最大的误解。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春秋左传》中有六十节文字中提到“国人”。从这六十节文字看,“国人”并不仅仅是言说时的一个称谓、一个概念,就像我们今天称“人民”“公民”“群众”似的,而是当时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左传》中多处提到,“朝国人”(就是君主直接或派代表和国人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帅国人盟”(以立约盟誓的方式来调用国人力量),君主“将亡,国人皆将从之”(国人要都跟着君主流亡他国),国人“出”君主、“逐”君主,“国人追之”(追杀作乱的权臣),士大夫“因(凭借)国人以攻”君主,“国人助”君主,“国人施(罪)”于某人,“以靖(安定)国人”等。
《左传》中提到国人的行为与言论,一般都是正确的、正面的、正义的。这反映了《左传》的民本立场。有一则故事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那是公元前660年,冬天的时候,北方的狄族来攻打卫国。因为卫国国君非常喜欢鹤,平时让他喜欢的鹤出门乘坐周围有华丽屏幡的高级车,享受士大夫的待遇,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所以,国人中能够持武器出战的一致拒绝应召,说:“让鹤去打仗吧,鹤不是实际上享受了士大夫的俸禄吗?我们怎么能打仗呢?”卫君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勉强出战,结果大败,卫国也被灭了,后来靠齐桓公的帮助,才打退狄族,恢复了卫国。从《左传》记载来看,卫懿公不仅是咎由自取,而且可以说是祸国殃民。也说明君主亡国是因为失去了人心,可见在《左传》的语汇里“国人”地位的重要。
其实,最能显示“国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
周厉王是个暴君,在位三十年,倒行逆施,与民争利,还残酷压制舆论,国人忍无可忍,暴动起义。周厉王闻讯仓皇出逃,他的太子姬静逃到召穆公的家里,暴动的国人把召穆公的住宅包围起来,要求交出太子静,召穆公无奈,忍痛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交给国人杀死,才保全了太子静的性命。在周定公、召穆公的极力劝解下,国人纷纷离去。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十四年,周厉王死,太子姬静也在召公家成年了,他们就一起拥立姬静为王,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即位以后,周公、召公继续辅政,终于在十二年后,鲁武公来朝见周宣王,恢复了在周厉王时代就中止的诸侯对周天子的朝见礼。
从这些记载看,当时的政治,不仅有贵族民主,而且还有与古希腊城邦市民民主相类似的“国人”民主。也许,国人可以拥有武器,打起仗来,或国内发生武力政变,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士(武士)是武装力量的骨干,所以,国人的意志在政治中地位就相当重要了。有史家把春秋时的国人造反,认作奴隶暴动,这是生搬硬套的误解。因为春秋政治中的“国人”不仅有武力,而且有文化话语权,所以,从李悝、商鞅到韩非子,变法用权的措施,一个重心,就是既要利用国人,来使他们为君主卖命;又要约束他们,不让他们的意志对君权构成威胁,不让“国人”民主危害到君权独裁。
与李悝、商鞅、荀卿、韩非子等“法家”(应该称权术家)截然相反,孔子对国人民主首先是高度肯定的,国人造反,是对坏的君权独裁政治的反抗,国人民主是对君权的重要的制约力量,这一点,已经从孔子修《春秋》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左传》等《春秋》的传文,是对孔子思想的阐释。而且,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为当时的君权政治所忽视的“野人”的意志与话语权。
说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孔子明确意识到他在世时可能实现的是恢复小康社会,这种务实的政治目标,使他选择中庸之道的实践路线。
“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概念,可能是古已有之,但我们今天只能从《礼记·王制》篇的“子曰”中读到,而且从孔子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来看,当时也很少人知道有这回事了,因此,说这两个概念是孔子提出的也不为过。但孔子说的“小康社会”,与我们今天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概念是不同的。今天说的“小康社会”,是以富庶度为标准来衡量,是介乎贫穷和富裕、发达之间的过渡状态。而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以和谐度来衡量的。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通行的时代,国家政权的首领是公推的,选择贤者,组合能人,和解异见,言而有信,约束自身,和睦相邻。故而不是只以侍奉自己的双亲为养亲,不是只以培养自己的子女为传子。使老年人有很好的归宿,壮年人能发挥自己所长,小孩子能健康成长,失去妻子的鳏夫、死去丈夫的寡妇、没有子女的孤老、失去父母的孤儿,以及残废、病人,都有社会供养。男子有他一定的社会身份,女子有她的依靠。只恨财物丢弃在地上浪费,并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只恨自身能力不够,并不一定要以此能力为自己谋利。正因为这样,各种计谋都被拒之门外,没有表现的余地,也没有强盗、窃贼、僭权的重臣、篡位的世子出现的条件。故而屋外的门户是不关闭的,这就叫大同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今天大道已经隐没,国家政权在一家一姓中传代,各个家族尊奉自己的祖先,培育自己的儿子,拥有财物、能力,都是为了自己所用。以贵族爵位世袭为规则,修建城墙、堡楼,深挖沟渠、大池,作为稳固的基地;用文化制度与功利价值为标准,来规范君臣关系、加强父子关系、协调兄弟朋友关系、亲和夫妻关系,设立法制与考量尺度,建立农村的井田制和城市的乡、里行政单位,把勇猛和有知识的人作为贤人选拔上来,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才是功绩。计谋、策略就这样勃发,而武力也由此兴起。夏代的禹王、商代的汤王、周代的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旦,由于这样的标准,被选为贤人。这六位君子,没有对文化制度建设不相当在意的。用文化制度来宣扬价值观,考察人的信用、烛照人的过失,建立规范、普施仁爱、实行和解、提倡谦让,向民众显示天道有常。如果有不这样做的,在高位上的将被拉下来,民众都认为他们是灾祸,这就是小康社会。)
对比一下孔子对“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论述,就可以看到,孔子没有一句说到两种社会的富庶度如何有差距,却句句在说差距来自于社会的和谐度。而社会和谐度的差距,根源因为出现了对“财富型”价值的追求。因此,读原著,就澄清了最近一百多年来对大同社会的严重曲解,认为大同社会是孔子虚构的乌托邦。理由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怎么会有大同社会存在?从孔子的表述来看,大同社会完全可能存在于上古,因为评价的标准不同,上古社会可能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但对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来说,还是可以满足的。而因为没有私有观念,没有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人与自然界及动植物也是和谐相处,所以人总体来说活得很放松、很自由,没有那些现代病,因此,孔子说它是和谐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性的角度,马克思也认为原始共产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形态,否则,就不会将未来的理想社会命名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共产主义,或者叫大同社会,或者在基督教里叫人间天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只是资本家和有权有势者不希望这样的社会实现,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不能高高在上,也就觉得他们没有价值了。他们就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什么好,因为,现代文明一进入保留原始社会生活习惯的部落,他们的社会制度立刻土崩瓦解。这完全是崇力文化的思路。强盗可以冲到人家里,把人都杀死,把东西都抢走,或者强迫人做奴隶,强盗成功了,和平居民失败了,强盗的生活方式就是好的吗?但在西方民族觉得这种理由很自然。马克思是激烈批判那种强盗逻辑的,所以,他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肮脏的血。但单纯的道德批判不能解决问题。马克思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会出现的,但那时候的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大量涌流,人不用为了谋生糊口而劳动,物质条件因此也失去了价值标志的作用,价值要用别的标志来体现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样的价值观又出现了。所以,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描述的理想社会,和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孔子认为大同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开始阶段就存在,要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就要去掉那些后天发展起来的“谋用”,回复到先民的纯朴。而马克思认为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可能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出现物质财富大量涌流的将来。
其实,孔子当时也觉得回到大同社会是很困难的,在他的一生里,可能看不到,但小康社会,争取一下,还是可能实现的。大同社会是一端,礼崩乐坏的现实又是一端,建设小康社会就是用其“中”道。所以,尽管孔子的同时代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但他认为他的实践是可行的,他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的大弟子子路也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给他这样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行的是中庸之道,是人心所向,又结合实际,所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都百折不挠的要去实现,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目标就可能在当前实现。怎么做得足够好?就是坚定不移的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积极投入的,负责的,“忠”的;又是能超脱一己立场的,宽容的,“恕”的。
弄清了中庸之道的本意,我想,应该可以知道,实践中庸之道在现代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旅行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吗?
颠覆,是物体颠倒,倒翻意思。
旅行,能倒翻一个人的世界观吗?
从构建世界观的基本要素上理解,是不可以的。
人们旅行,见到不同,由于内心设定的差距,引起惊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致!”认识受到了挤压、颠覆。是认识本身处自在逻辑产生了冲突。
认识主要表现:用感官确定、 知晓或认明某物,是我们头脑对面前世界的反映。
世界观表现则不同,它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讲究价值,具有实践性,更新性。
举个例子,比如,疫情爆发期间,西方世界的各种恶劣表演,将我们原来的价值体系被推翻了。西方的人权,原来可以用拔掉上了65岁新冠肺炎插管来表达。西方的人人平等,原来可以用非理性欺骗导向来演绎。看,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和实践,得到了更新。西方的丑恶曝露无遗。于是,世界观被颠覆。
旅行,见到某一物,比如西湖之美、珠峰之雄,不具有实践性,也不会更新你的看法。因为,你经验早知道西湖之美、珠峰之雄。只是亲眼见了,证实了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旅行,并不能颠覆一个人的世界观。仅为认识上感觉“奇”而已。
但确实有人说自己通过某次旅行,世界观发生了转变。
比如有人到了西藏喜马拉雅山,说自己有感悟,见到山之大,包容无限,自己也就变得大度起来。比如,有人看到了海洋无穷之大,觉得人之渺小到不值一提,于是由此不再自大,谦虚起来,比如,.......
真是这样吗?真的一个性情火爆的人,通过旅行会变得温和起来吗?真的一个性格阴恶的坏人,通过游历美好的景色,会变好吗?
旅游,转变不了世界观,没有教育功能。
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通过五官感受,悟到一点什么,比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比如歌唱家什么的,皈依佛门。那是情境发生的逆转,他经验上明白,这样不行,得变化 。这个经验,是功利的、私心的,断不是旅游的。不是他到什么地方旅行了,而后,世界观大转变。
我个人认为,旅行,不但不能颠覆一个人的世界观,相反,还可能加固一些人原有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比如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上的大坏蛋,秦桧、魏忠贤、李林甫、汪精卫、杨国忠、蔡京、和珅、秦嬴政等等,基本青一色的旅行大家。外国呢,外国的坏蛋希特勒、东条英机......同样游历过太多地方,而恶性不改,变本加厉。
旅行不能颠覆一个人的世界观,但可以增加认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新奇,感叹。
世界观是以价值为导向的,美国“戏精”川普,满嘴喷粪,乱咬中国,就说明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一些朋友喜欢言说旅行对他有改变呢?我认为,仅为文章尔,真的通过旅行,他的世界观便变了吗?未必。
朋友,你提出了一个好问,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认识论与世界观冲突是常见现象。常听人说“颠覆了三观”、"损三观“,就是表达他的认识受到了强大冲击。不过,人们不要因为某人表达了“颠覆了三观”,便以为这人世界观变了,这是不对的,他原本是谁,还是谁,没有变。
好,本文就到这里。
女人大部分都在委曲求全的生活吗?
是的。
不仅是女人,确切的讲: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委屈求全的生活。
其一、情感生活,需要高姿态
在一档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采访两位百岁老人的情感问题,问老爷爷两人结婚这么久,不离不弃,谈些个人的看法?老爷爷说:忍让。主持人问老奶奶同样的话题,老奶奶回答:再三忍让。他们的回答赢来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家庭生活中,也有人受到委屈抱怨说:为了这一家、为了老人孩子,我是打碎牙咽到肚子里,我的命好苦呀!家庭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开门需要,人情世故礼尚往来,事事繁多。勺把子碰锅沿也是常有的事,如果每件事都较真,都占上风,每天唇舌之战便会不可避免,家庭便永无宁静之日。
其二、工作岗位,需要高姿态
在单位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可避免的与领导、同事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联系,尤其是在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顾全大局,牺牲自我利益,尽管一时委屈了自己,但是成就了个人的大局观。在评先、晋级、福利以及其它同事有利益并存时、发生矛盾时,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委屈自己一时,在同事们之间落个好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人们的口碑。在自我安慰中,委屈感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其三、朋友交往,需要高姿态
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尽不相同,因此在朋友交往中,要存大同求小异,不去计较点点滴滴,要坦然面对交往过程的林林总总之事,常记“吃亏是福”,“让利与人”的处世交友原则,常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处世感恩思想,才能活好自己,交好朋友。
人生在世,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个人情感,个人欲望各不相同,任人一生一世都不会一帆风顺、心满意足。生活中,总有不尽人意的事情,委屈点,便能成全生活、成全自己,俗话说:吃亏是福。仔细想来,一个人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又赤裸裸的离开这个世界,一切金钱、名利、地位都是身外之物。想一想这些,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
个人观点,如有偏颇,权当杜撰。
同事之间如何相处最好?
如今年轻人行走职场,总觉得自己在工作是非常煎熬,因为如果你无法适应公司的节奏,那么就可能会被动离开,而且也会被老板所淘汰,还有一些员工因为情商比较低,所以在跟老板相处的时候很容易得罪对方,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
今日便看到有位网友分享了他的工作经历,这位网友是一位女大学生,女大学生小陈吐槽到:他在老板结婚的时候,看到主管竟然威胁每个新员工,给老板随礼600元,但是小陈却觉得公司领导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威胁员工,相信大家都并不是很服气,但是其他同事都选择认同,没有提出反对,而小陈在老板结婚的时候仅仅随礼100元,因为她觉得老板可能不会在意这么小的事情,可是没过多久,小陈却因为得罪了主管被公司开除。
其实小陈觉得自己特别的冤枉,她希望自己能够在公司里获得竞争的机会,可是现在却不小心得罪了领导,导致自己在公司被淘汰。
也是建议大家在公司里工作,尤其是跟老板跟领导相处的时候,要懂得以下这3点规矩,这样才能够让你给领导留下好印象。
第一、学会在领导面前说好话,有些员工工作能力非常强,但是最后却发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斗不过领导,因为领导有资源有权利,他们可以通过一些规定来制约员工,让员工在职场中无论怎样努力都得不到领导信任,所以大家如果能够追随一些有实权的领导,一定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去在领导面前说好话。
第二、为人处事要懂规矩,大家同样在一个公司工作,其实有些时候跟领导汇报工作或者是相处的时候,往往有些年轻人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是正确的,于是便对身边的领导指指点点,而且会当众批评领导这些领导非常难堪,所以你在跟领导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合适的给领导提出想法,因为有些领导心胸狭隘,他们会把你的行为记恨在心里。
第三、不把领导所说的话或者安排当回事,也会让领导乱发脾气,有些领导在公司里已经非常低调,他们在安排任务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每个员工的感受,可是正是因为有些年轻人畅所欲言,而且在公司里给团队带来很大麻烦,因此领导才会在重要场所出现阶段的情况,你让领导没有面子,领导也会对你非常的不友好
结语:大家对此怎么看呢?写在评论中,大家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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