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交友,陆逊未马上发兵相救的吴国将领是哪位?
江夏交友，陆逊未马上发兵相救的吴国将领是哪位？
孙桓是孙河的第三个儿子，孙河被孙坚所收养，跟随他南征北战。所以孙桓从辈分上来说，应该是孙权的侄儿。
即使不是亲侄儿，也算是孙权的心腹，毕竟是家里人。而陆逊在夷陵之战前，却差点把孙权的这位侄儿给害死。
陆逊提领江东大都督的时候，孙桓被拜为安东中郎将，前往夷道。可是孙桓作为前锋，却被刘备大军重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陆逊并没有着急去救孙桓。
01陆逊不救孙桓，是为了实施自己的策略。东吴的实力，不足以和强大的刘备相抗衡。所以要想对付刘备，必须要选择智取。可是仗还没怎么打，孙桓就被刘备大军给包围了起来。
这个时候孙桓派人前来求救，众将士也全都在位孙权求情，因为孙桓是孙权的侄儿，毕竟是有点感情的。
孙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年二十五，拜安东中郎将，与陆逊共拒刘备。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桓投刀奋命，与逊戮力，备遂败走。桓斩上夔道，截其径要。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叹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将军，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横江坞，会卒。---《三国志》
可是陆逊却表示，孙桓本事大，手里兵马充足，而且兵精粮足，不需要前去救援。那么陆逊这么说有道理吗？当然是没有的。
因为孙桓显然是已经吃不消了，这才前来救援，陆逊不救他也就算了，居然还说他兵精粮足，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么陆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陆逊这么做，是有苦衷的。孙桓的确重要，他是孙权的侄儿，能救肯定救。可是孙桓再重要，也比不上这场大战的重要性。陆逊所着眼的，是整场战争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为了救某一个人而已。所以说陆逊不会因为孙桓的生死，改变自己的既有方略。孙桓的死活，只能看他自己的了，陆逊这边必须要按照原来的计划实施，不可能为他浪费时间和兵马。孙桓自己还是很给力的，他肯定是得知了陆逊的态度，所以决定坚守城池，抵挡刘备的进攻，不能够破坏陆逊的大局。
此后陆逊按照计划实施，果然大败刘备。孙桓在刘备逃跑的时候，主动带兵前去拦截，差点就活捉了刘备。为此刘备还长叹一声，说当初在京城看到孙桓的时候，才是只有11岁大的小孩儿，没想到今天会把他逼成这样。
02孙桓英年早逝，孙家宗室成员还是很给力的。如此英勇的孙桓，在夷陵之战结束以后，被封为丹徒侯，可惜26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生前能够建立如此功业，所以才得以在青史留名。
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表拜静为奋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静恋坟墓宗族，不乐出仕，求留镇守。策从之。权统事，就迁昭义中郎将，终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奂、谦。暠三子：绰、超、恭。超为偏将军。恭生峻。绰生綝。---《三国志》
其实孙家的子孙都是非常给力的人，而且多数是少年英雄。孙权能够稳坐江东基业，其实少不了这些宗室子孙的帮助。
孙坚的弟弟孙静，他生的几个儿子都不简单。长子孙暠，早在孙策去世以后，就打算夺取江东权位，结果没有成功。他孙子孙峻成为孙权托孤大臣，杀害诸葛恪夺权后，开始滥杀孙权后代，此后又将权力传给堂弟孙綝。孙綝也是权臣，最终被孙休捕杀。
孙静的二儿子孙瑜，官至奋威将军。本人非常喜欢读书，虽然是武将出身，却很重视文化人才，在东吴境内兴建学校，培养文化学者。孙静的三儿子孙皎，差一点就坐上了大都督的位置，他和吕蒙一起，为平定荆州出力。原本孙权打算让他和吕蒙分别任左右都督，以此来掣肘吕蒙，结果被吕蒙拒绝这才作罢。孙静的四儿子孙奂，在孙皎去世以后，接管了哥哥的军队，镇守江夏。被封为扬威将军，沙羡侯。这些人都是少年英才，在孙权统治江东期间，宗室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江东地区以世家大族为主。人家都是豪门大族，你势单力薄之下，要想统治人家，是很难办的。
所以孙权对宗室的依赖，仅次于曹操。曹操一边有曹家的宗室，一边有夏侯家的宗室帮忙，自然是渔翁得利。三国君主中，唯一不靠宗室的，可能就是刘备了。因为他善于交朋友，他的集团内，主要是以朋友掌权为主。
03不救孙桓，也是陆逊立威的一个步骤。陆逊其实并不年轻，当时也三十大几岁了，而且带兵也有十年的时间。可是他的名声一直都不是很响亮，所以给人的印象，是那种读书人的形象。
这样形象的人，想要做大都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很难服众。当时军中的将领，要么是孙策周瑜的旧部，要么是孙家的宗室。
这些人要么久经战阵，要么都是地位崇高，让陆逊这么一个没什么战功的人，来统领这帮人，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初，孙桓别讨备前锋於夷道，为备所围，求救於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三国志》
所以陆逊为此伤透了脑筋，其中不救孙桓，就是陆逊所设下的一项计谋。几乎所有将士都要救孙桓，可是陆逊偏偏就是不救，必须要让大家跟着他的思路去走才行，而不是使自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孙桓的死活真的不重要，可是他如果无法在军中立威的话，那就指挥不动这只军队，那这一战都不用打就知道肯定会输了。
陆逊告诉大家，刘备用兵如神，曹操都感到害怕，是非常强大的。如果大家想要打败刘备，那么就应该团结起来，听从安排。
此后陆逊使出的计谋，在击败刘备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才让众将士口服心服。尤其是孙桓，得知陆逊不肯来救的时候，孙桓心里是非常恼怒的，可是没办法，只能咬着牙去抵抗刘备。
等到战胜了刘备以后，孙桓这才和陆逊冰释前嫌，并且表示陆逊实在是厉害，原来果真是有自己的一套计划。
总结：东吴最大的败绩，就是豪族林立。孙权最讨厌的势力，那就是豪族，可是最需要依靠的势力，也是豪族。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问题，那就是孙权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些豪族的意见。
为此孙权想要把豪族的权力一点点抽丝剥茧一般地夺过来，所以培养宗室执掌兵权，就成了孙权登基以后，最需要办的一件事了。
可惜最后豪族的确是解决了不少，而宗室因为权力过大，开始架空皇族，最终还是引发了政变。
参考资料：《三国志》
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故事在传唱朋友之间的好交情？
编撰：史遇春
一、管鲍之交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一位名叫管仲，另外一位叫鲍叔牙。
管仲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他还要奉养年迈的母亲。鲍叔牙知道了管仲的境况后，想帮帮他。于是，鲍叔牙就邀管仲一起去做生意。虽说是两人一起合伙做生意，但是，管仲没有钱，所以，生意的本钱几乎都是鲍叔牙出资的。当生意赚了钱之后，两人分红，每次，管仲拿的都比鲍叔牙多。
对于分红的事，鲍叔牙的仆人很不解，他问鲍叔牙道：
“老爷，这个管仲真是奇怪。每次做生意，他就象征性地拿那么点本钱，比老爷您少那么多，为什么每次分红的时候，他却都要拿得比老爷您还多那么多啊？”
鲍叔牙对仆人说：
“不可以这么说！管仲有他的难处啊。他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他多拿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年，齐国有了战事，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在战场上，每次进攻的时候，管仲都远远地躲在最后面。
一起战斗的同伴都骂管仲道：
“管仲这家伙，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听大家这么说管仲，鲍叔牙马上替管仲说话：
“各位战友，你们都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是孝顺的人，他要留着自己的命，战后好照顾老母亲呀！”
管仲听到鲍叔牙的话之后，非常感动，他当众说到：
“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真正了解我的人，可是鲍叔牙呀！”
后来，齐国的国王死掉了，太子诸儿当上了国王。诸儿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做正事。基于对局势的准确预判，鲍叔牙认为齐国一定会发生内乱，于是，他就和齐公子小白逃到莒国。这个时候，管仲则随着齐公子纠逃到了鲁国。
不久之后，齐王诸儿被人杀死，齐国发生了内乱。管仲想杀掉公子小白，让公子纠执掌齐国的大政。管仲在射杀公子小白的时候，定位不准，把箭射偏了，公子小白没死。
后来，鲍叔牙和公子小白比管仲和公子纠提早回到了齐国，公子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
公子小白即位掌权后，他决定任命鲍叔牙为齐国的宰相。鲍叔牙却对公子小白说：
“管仲各方面的才能都胜过我，大王您应该请他来当宰相！”
公子小白一听，十分生气，他对鲍叔牙说道：
“管仲要杀我，他是我的仇人。你竟然让我请他来当宰相！……”
公子小白还没说完，鲍叔牙即禀到：
“大王，管仲要射杀您，这不能怪他。他也是为了帮助他的主人公子纠才这么做的呀！”
公子小白听了鲍叔牙的话，就请管仲回来当宰相，而管仲也真的帮公子小白把齐国治理的非常好呢！
后来，大家在称赞朋友之间有很好的友谊时，就会说他们是“管鲍之交”。
公子小白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管仲就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国名相。关于管仲，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二、知音之交
春秋时，楚国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但他还是对自己的技艺不满意，他总觉得，自己还无法用手中的琴出神入化地表现出对各种事物的感受。
俞伯牙的老师知道后，带着他，乘船来到东海的蓬莱岛。老师让俞伯牙欣赏自然界的大好风光、优美景色，让俞伯牙倾听大海潮起潮落的声音、汹涌波涛的动静。俞伯牙观见碧浪滔天、海潮涌动、浪花飞溅；海边飞鸟翻飞，鸣声入耳；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和谐动听的音乐。俞伯牙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但是无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他感到十分的孤独和寂寞，心中难眠无奈苦恼。
一天夜间，俞伯牙乘船游览，面对着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心情大畅，马上取来鸣琴，弹奏起来。这琴声悠扬，播散四野。忽然，俞伯牙感觉有人在听他弹奏。俞伯牙停了手，往私下看了看，发现一位樵夫站在岸边。俞伯牙礼请樵夫上船稳坐，自己继续弹奏未竟的曲子。
俞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正情动处，樵夫道：
“此处雄伟而庄重，好像耸入云端的高山一样！”
俞伯牙微微点头，继续弹奏，当他的曲子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时，樵夫又说：
“宽广浩荡，好像滚滚流水在眼前，身处无边海边一般！”
俞伯牙听言，激动地说：
“先生真是我的知音啊！”
这位樵夫就是钟子期。
后来钟子期早亡，俞伯牙得悉后，他就在钟子期的坟前轻抚平生最后一支曲子，然后尽断琴弦，摔琴而去，终生不再鼓琴。
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千古流传。高山流水的美妙乐曲至今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底耳边。那种知音难觅，知己难寻的故事却世世代代为人们所艳羡.
世上像俞伯牙与钟子期一般的知音朋友实在是太少了。
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叹曰：“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唐诗人贾岛却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无眠之夜也曾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知音之交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像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三、舍命之交
春秋时，楚庄王招贤。
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左伯桃，年近四旬，未尝出仕。后左伯桃听得楚庄王慕仁好义，乃携书一囊，辞别邻友，径奔楚国。
左伯桃迤俪来到雍地，时值隆冬，风雨交作。左伯桃冒雨迎风，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天色昏黄，他走向村间，欲觅宿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灯光，径奔过去。
左伯桃轻叩柴门，有一人启户而出。左伯桃施礼曰：
“小生西羌左伯桃。欲往楚国，中途遇雨，无旅邸之处。求借一宵，未知可否？”
那人闻言，答礼云：
“兄台无须多礼，容我取火烘衣，共坐闲话。”
当夜烧竹为火，那人炊办酒食，意甚勤厚。伯桃乃问姓名。那人曰：
“小生羊角哀，独居于此，平生酷爱读书。今幸遇贤土远来，但恨家寒，乏物款待。”
伯桃曰：
“阴雨之中，得蒙遮蔽，更感佩一饮一食！”
当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话学问。比及天晓，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相待，结为昆仲，伯桃年长为兄。雨止道干，伯桃曰：
“贤弟有王佐之才，抱经纶之志，不图竹帛，甘老林泉，深为可惜。”
角哀曰：
“非不欲仕，但未得其便。”
伯桃曰：
“今楚王虚心求士，贤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
角哀曰：
“愿从兄长之命。”
遂收拾路费粮米，二人同往南方进发。行不两日，又值阴雨，盘赉罄尽，只有行粮一包，二人轮换背负。其雨未止，风又狂作，变为一天大雪。二人行过歧阳，道经梁山路，问及樵夫，答说：
“此去百余里，并无人烟，荒山旷野，狼虎成群，且休前去。”
伯桃与角哀曰：
“贤弟心下如何？”
角哀曰：
“自古道生育命。既然到此，只顾前进。”
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单薄，寒风透骨。次日，雪越下得紧，厚可盈尺。伯桃受冻不过，曰：
“此去百余里，绝无人家；行粮不敷，衣单食缺。若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惧去，纵不冻死，亦必饿死。我将身上衣服给你，贤弟可独携此粮，强挣而去。我行不动了，宁可死于此地。待贤弟见了楚王，必当重用，那时却来葬我。”
角哀曰：
“焉有此理？你我虽非同胞，义气过于骨肉。我安忍独去？”
遂不许，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
“风雪越紧，如何去得？且于道旁寻个歇处。”
路边一株枯桑，颇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热些枯技，以御寒气。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地，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
角哀大惊，曰：
“吾兄何为如此？”
伯桃曰：
“吾寻思无计，贤弟勿自误了，速穿此衣服，负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
角哀抱持大哭曰：
“吾二人死生同处，安可分离？”
伯桃曰：
“若皆饿死，白骨谁埋？”
角哀曰：
“若如此，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兄可负粮去，弟宁死于此”
伯桃曰：
“我平生多病，贤弟少壮，更兼胸中之学，若见楚君，必登显宦。我死何足道哉！”
角哀曰：
“令兄饿死桑中，弟独取功名，此大不义之人，我不为。”
伯桃曰：
“我自离积石山，至弟家中，一见如故。知弟胸次，以此劝弟求进。不幸风雨所阻，此吾天命当尽。若使弟亦亡于此，乃吾之罪也。”
言讫，欲跳前溪觅死。角哀抱住痛哭，将衣拥护，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开。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己变，四肢撅冷，一不能言，以手挥令去。
角哀寻思：
“我若久恋，亦冻死矣，死后谁葬吾兄？”
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
“不肖弟此去，望兄阴力相助。但得微名，必当厚葬。”
伯桃点头半答，角哀取了衣粮，带泣而去。
伯桃死于桑中。
角哀捱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次日入城，问人曰：
“楚君招贤，何由而进？”
人曰：
“宫门外设一宾馆，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
角哀径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见角哀衣虽蓝缕，器宇不凡，慌忙答礼，问曰：
“贤士何来？”
角哀曰：
“小生羊角哀，雍州人。闻上国招贤，特来归投。”
裴仲邀人宾馆，具酒食以进，宿于馆中。次日，裴仲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试他学问如何。角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庄王，王即时召见，问富国强兵之道。角哀首陈十策，旨切当世之急务。庄王大喜！设御宴以侍之，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缎百匹。
角哀再拜流涕，庄王大惊而问曰：
“卿痛哭者何？”
角哀将左伯桃脱衣赠粮之事，一一奏知。庄王闻言，为之感伤。诸大臣旨为痛惜。元王曰：
“卿欲如何？”
角哀曰：
“臣乞告假，到彼处安葬伯桃，回来再事大王。”
庄王遂赠己死伯桃为中大夫，厚赐葬资，仍差人随角哀车骑同去。
角哀辞了庄王，径奔梁山地面，寻旧日枯桑之处。果见伯桃死尸尚在。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唤集乡中父老，卜地于浦塘之原：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诸峰齐抱，风水甚好。遂以香汤林浴伯桃之尸，穿戴大夫衣冠；置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一十步建享堂；塑伯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造毕，设祭于享堂，哭泣甚切。乡老从人，无不下泪。祭罢，各自散去。
四、胶漆之交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陈重年轻时与同郡的雷义为知交。两人一起研读《鲁诗》、《颜氏春秋》等经书，都是饱学之士。
豫章太守张云听闻陈重之名后，对他的德才品行非常嘉许，举荐陈重为孝廉。
陈重感觉雷义在诸多方面都胜过自己，于是，他要把功名让给雷义。陈重先后十余次向太守申请，张云都未批准。
第二年，雷义因为才行俱佳，也被选拔为孝廉。
至此，陈重与雷义二人才一起到郡府就职。
陈重与雷义的同事中有一位小吏家遭变故，举债负息达数十万钱。债主天天上门向小吏索讨，小吏跪求暂缓，债主并不通融，且欲将此事诉诸官府。
陈重得知情况后，私下替小吏还债。小吏对此感恩戴德，登门向陈重道谢。陈重若无其事地说：
“你大概弄错了吧！这事不是我做的，或许是与我同名同姓的人代你偿还的吧！”
他始终不谈自己的善举。
有一次，一位同事告假回乡。因为事情紧急，他慌忙中错穿了别人的裤子，也没发觉，就回去了。失主怀疑是陈重拿走的，陈重知道后，并未申辩，而是去买了一条新裤子赔偿给失主。直到告假回乡的同事归来，丢失裤子的事件才真相大白。
后来，陈重与雷义两人同时官拜尚书郎。雷义因代人受罪，被免职。陈重也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辞职，与雷义一同还乡。
再后来，陈重复出，作细阳县令，颇有政声。他在任职期间的各项举措深得民心，又升任会稽郡太守。因为姐姐去世守丧，陈重辞官离职；守丧期满，他被司徒征召，官拜侍御史，卒于任上。
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初任郡府功曹，在任其间，他举荐擢拔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雷义曾经救助过一个犯了死罪的人，使他公正审判后减刑、得以赡养一家老少。那人为了感谢雷义的再造之恩，攒了两锭黄金送到雷家，以示感恩。雷义坚辞不受。那人没法，只好趁雷义不在家时，暗暗把黄金放在雷家老屋的天花板上。几年后，雷义家修葺房屋，翻开屋顶，才发现那两锭黄金。但是，这个时候，送黄金的人已经过世，其家人妻小也不知身在何方，因此，黄金无法退还。于是，雷义便将这两锭黄金交付县曹，充入官库。
雷义任尚书侍郎时，有一同僚因犯事，当受处罚，雷义为他分担责任，向上司上书申辩，愿意自己独担罪责。陈重闻知，弃职进京自陈曲衷，请求为雷义赎罪。
后汉顺帝下诏，两人皆免官，并免予刑事处分。
雷义曾被举荐为秀才，他请求把这功名让给陈重，刺史不予批准。雷义就假装发狂，披头散发在街上替陈重奔走呼吁，而不去应命就职。
陈重与雷义的事迹传遍乡里，广为传颂。人们都说：
胶和漆自认为融为一体，坚不可摧，但还是不如陈重与雷义，荣辱与共，生死相依。
后来，三府同时征召两人，雷义被任命为太守，让他持节督察郡国的风俗教化，他设席讲学，太守令长各级官员来听讲的有70多人。不久雷义官拜侍御史，授南顿令，卒于任上。
世人赞道：
陈雷胶漆，肝胆相照；为官为民，政声载道。
五、鸡黍之交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一名范汜，他和汝南人张劭是朋友。张劭字元伯。
范式和张劭两人曾经同时在太学（朝廷最高学府）学习。
有一次，范式要回到乡里，他就对张劭说：
“二年后我还回来。回来时将经过你家，我会前去拜见你父母，看看你的小孩。”
张劭听说此话后，非常高兴，两人粗略估摸下了未来见面的时间，并愉快地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时光荏苒，很快，范式与张劭约定的会见日期就要到了。
张劭把约定见面的事情地告诉了母亲，并请母亲提前准备酒菜，自己好款待范式。
张劭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对张劭说：
“你们分别已经有两年时间了，虽然那时约定了日期，但是，你们之间远隔千里，你怎么就那么确信无疑呢？”
张劭回答母亲道：
“范式是个守信的人，虽然是两年前的约定，但是，我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不会违约。”
张劭的母亲说：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为你们先酿点酒吧！”
到了二人的约定的日期，范式果然到了，他先去拜见了张劭的母亲。之后，范、张二人对饮，尽欢之后才相互告别。
后来，张劭得了病，病情十分严重。张劭同郡的郅君章、殷子征日夜照看他。张劭临终时，叹息到：
“遗憾的是，临终之前，没有见到我的至交好友。”
殷子征说：“我和郅君章，都尽心和你交友，如果我们都称不得上是你的至交好友，那还有谁能算得上？”
张劭说：
“你们两人，是我的生不相弃的朋友；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的死不相负的朋友。”
不久以后，张劭病死了。
张劭死后，范式忽然梦见了他。梦中的张劭，带着黑色的帽子，穿着袍子，仓促的叫范式道：
“巨卿，我在某日死去，在某天埋葬。我将永归黄泉，你没有忘记我啊？怎么不来看我？”
范式恍然睡醒，悲叹落泪，他按照礼仪，穿着祭奠朋友的丧服，去送张劭最后一程。范式骑着马，急匆匆前行，在他还没有到达张劭的丧礼现场时，那边已经为张劭发丧了。
送葬的人抬着张劭的棺木，到了坟穴。送葬的人要将棺材落下，安放进墓室，奇怪的是，不是这里顶到，就是那里卡着，张劭的棺材半天都放不进墓室。
张劭的母亲流着泪，抚摸着儿子的棺材说到：
“儿啊，难道你还有未了心愿？”
于是，老人家吩咐停下来，稍等再安放。
没过一会儿，送葬的人们就看见远远有白车白马疾驰过来，车马声中，夹着悲戚戚的号哭。
张劭的母亲虽然没有看清来人的样子，她非常肯定地说到：
“这一定是张劭的好友范巨卿到了，快快迎接。”
送葬的人对张劭母亲的话语半信半疑。待范式走近，果然证明张母所言正确。
范式到了之后，吊唁张劭说：
“元伯你走了，从此你我死生异路，天人永隔，这一辈子，再无相见之日……”
话未说完，已经流涕失声。
参加张劭葬礼的，据说有上千人。看到范式因为亡友痛断肝肠，众人都为之落泪。
哭罢亡友，范式亲自拉起牵引灵柩的大绳。这时，棺木被顺利安放进墓室。
为了追思悼念亡友，范式在张劭的坟墓旁边住了一段时间，为亡友守墓。他还在张劭的墓前种植了柏树，守墓礼结束后，他才离开。
文后注：
鸡黍：专指招待客人的丰盛饭菜。
《论语》 卷九《微子第十八》：“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
唐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六、忘年之交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喜欢文学，博览群书。
建安年间，汉献帝在许昌建都，孔融累次升迁，做到了“将作大匠”（官名，相当于大良造，到汉朝时已无实权）。孔融见的曹操野心越来越大，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因此，他总是写奏章讽刺曹操。曹操忌惮孔融的名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山阳郡守郗虑，很会见风使舵，因为孔融所犯的一些错误上奏，请求免去孔融的官。曹操趁机罗织罪名，构陷孔融，其言辞大体如下：
孔融曾经与祢衡大放厥词，互相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
他们的这些讲法，显然犯了大不敬之罪，因此被害。
孔融和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璃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公干，并称建安七子。其余六人都与曹操儿子曹丕、曹植很有交情，且都被曹操辟为掾属，只有孔融为汉尽命。
平原祢衡，字正平，也很有文采。祢衡自以为有文才、善言辩，因此桀骜不驯，喜欢讽刺时事，诋毁权贵，他只和孔融惺惺相惜，孔融也很喜爱他的才华。
那时，祢衡刚刚二十岁，而孔融已经四十岁，因为意气相投，于是结为好友。随后，孔融写奏疏推荐祢衡，并多次在曹操面前夸赞祢衡。曹操爱才，很想召见祢衡，但是，祢衡老是骂曹操。曹操虽然心里痛恨祢衡，但出于对祢衡才华的爱惜，并不想杀他。既然不能为己所用，曹操就派人把祢衡送给了荆州的刘表。祢衡看不起刘表，又侮慢刘表。刘表没有曹操那么爱才惜才，不能容他。刘表又把祢衡推倒了江夏太守黄祖身边，黄祖性子急，最后，祢衡被黄祖所害，死时候才二十六岁。
文后附：
1、《后汉书》 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祢衡传》：“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
2、何为“忘年交”？忘年交是指年龄相差20岁以上的两个或多个人的交往，虽然说，这表面上看来是两辈人（父辈和子辈）或（祖辈和孙辈），明显存在着年龄、时代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但是，因为他们的兴趣、爱好等等相似、相同即投缘对意，有其共同的“理想”、理念，相逢愉悦开心，话语投机，大有相识恨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同道中人很有可能成为“忘年之交”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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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东林朋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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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正直派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取得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
一、顾宪成与东林党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生。万历四年(1576年),中应天乡试第一名;八年成进士,被吏部分送本部办事。他一进入仕途,即表现出了对朝政极为关心的积极态度。当时,同榜进士魏允中、刘廷兰也在以前的乡试中获得了第一名,三人号“榜中三解元”,相互“以名相期许,慷慨论列”,“日评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被称为“三元会”。
顾宪成不仅关心朝政,而且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对于权贵超出规范任意行事之举不肯容忍。万历九年(1581年)六月,首辅张居正病,“举朝为醵金祷于东岳”,“宪成不可”,“同官危之,代为署名”,顾宪成闻之,“驰骑醮坛,手抹去之”。当三王并封诏下,他上疏力谏,认为“耦尊钧大,逼所由生”。他又给首辅王锡爵写信,“反复辨论”。此诏之后来被迫收回,顾宪成的努力是原因之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吏部尚书孙蛖、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顾宪成当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顾宪成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
万历十五年(1587年),曾由署稽勋司员外郎被谪为桂阳州判官。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更由吏部文选郎中降杂职,“寻革职为民”。其第二次被降谪,是因推举阁臣得罪了明神宗所致。 当时首辅王锡爵将谢政,廷推阁臣,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赵参鲁、盛讷等商议,列“故大学士王家屏”等“七人名上”。
而王家屏前“以争国本去位”,深为明神宗所厌,明神宗之意“雅不欲用”,加之明神宗对名单中的其他一些人也有看法,因而“严旨责让”,下令:“前吏部尝两推阁臣,可具录姓名以上。” 于是吏部另将有关人员写入名单推上。
明神宗看后仍不满意,特别是发现王家屏仍然列名其中,更为生气。顾宪成之被降为杂职,就是这样发生的。接着又被削职为民,则是因为当降为杂职的圣旨传下后,有人具疏相救而引起的。
顾宪成罢官后家居。家乡原有东林书院,乃宋朝“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落成”。
于是,顾宪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 他们都是为人正直、因遭当权的邪恶势力的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其他为数甚多的“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土大夫”,也纷纷“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顾宪成及其共同“讲学”者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这个书院里的一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所以,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这样一来,东林书院形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此“东林名大著”,朝廷内外正直的一派士大夫,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二、东林党与宣昆齐楚浙各党的斗争
在正直派逐渐被称为东林党的同时,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是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而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善于写作,“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晋中允,后官至庶子、祭酒。
昆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授编修,累迁左谕德。汤宾尹和顾天峻皆“险波无行”,喜谈“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其政治集团因此根据首领的籍贯而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
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按籍贯形成的集团,“齐则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为之魁而燕人赵兴邦辈附之;楚则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徐绍吉辈附之;浙则姚宗文、刘廷元为之魁,而商周祚、毛一鹭、过庭训等附之。”三党与“宾尹、天峻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截止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其中重要的有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韩敬科场案、李朴上言等。
1.王元翰案
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万历三十四年(166年)改吏科给事中,寻进工科右给事中。 在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是属于正直派的官吏。他曾直言不讳地向明神宗指出:“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
又说: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还推荐顾宪成等十余个被罢官的正直人士要求起用。邪恶派朝臣对他很不满意,必欲去之而后快。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遂有御史郑继芳出来,上疏弹劾王元翰“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郑继芳之所以出而发难,还有两个具体原因:一是受了浙江余姚人、沈一贯党、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的唆使,他是陈的门人,而陈“与元翰不相能”;二是受了同党给事中王绍徽的唆使。
王元翰见到弹疏愤甚,上疏自辩,并对郑继芳进行反击。于是郑继芳的同党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十余疏并攻”王元翰,而南京给事中金士衡、御史刘兰等“乃合词为之申救”。 明神宗不予理睬。
当郑继芳刚刚上疏之时,不俟明神宗下令“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王元翰不堪忍受,“乃尽出其筐箧,舁置国门,纵吏士简括,恸哭辞朝而去”。同年六月,王元翰因擅离职守,吏部降之为刑部检校。在处理此案中,明神宗对两派“无所可否”的态度,使诸臣“无所见得失”,于是此后便“益树党相攻。”
2.淮抚李三才之争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曾任山东司道,颇有政绩。万历三十七年(1599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矿监税使横行恣睢,李三才与之作斗争,“甚有保障功,内珰辈惮之,不敢肆,淮民赖之”。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 另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其短”;“冠盖往来淮上者”,他必与之谈论“时政得失,无所讳避”。
因此,朝中的邪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不过,比较正直的士大夫之所以对他多起好感,还因为他常玩弄政治手腕所致,史称“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
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顾宪成曾专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李三才曾上疏建议“用废弃”,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
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于他善于玩弄手腕,史载:“其用财如流水。尝宴顾宪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陈百味。宪成讶而问之,三才曰:“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罗列。’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又“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
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倘对李三才加以攻击,“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于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
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之。李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辨。
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杜门待罪”,为漕政计,应速定去留。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皆不作答。不久,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
在这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力辨”。御史吴亮素善李三才,即将顾宪成的来信“附传邸报中”,由是攻击李三才的人“益哗”,乔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
李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 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其免官命令的正式获得,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有人评论说:“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
3.辛亥京察
这次京察发生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主持其事者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及副都御史许弘纲协助进行的是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及协理御史乔允升。
这些人大部分是比较正直的官吏。 早在京察开始之前,邪恶派官吏为了使自已在政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已经开始施展手腕。如恶东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设词惑(孙)丕扬,令发单咨是非,将阴为钩党计”。幸亏其阴谋被耀州人、掌翰林院吏部右侍郎王图发觉,“急言于丕扬止之”,事方得解。
这年三月,京察正式进行,孙丕扬等人不顾邪恶势力的阻挠,将许多邪恶官僚列入察疏,“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汤)宾尹、(顾)天峻、(御史刘)国缙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给事中王)绍徽、（御史乔)应甲于外”。
邪恶派官吏大为恼火,“议论汹汹”。同年五月,察疏终于发下,正直官吏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当时,大学士叶向高一人在内阁,无首辅之名而有首辅之实,这次察疏之最终发下,多赖其从中“调护”，他是明神宗实际掌权后的万历时期少有的比较正直的掌握首辅职权的人。
4.荆熊相争
汤宾尹最初曾在家乡夺生员施天德之妻徐氏为妾,徐氏不从,投缳而死。合县为之不平,致激民变。生员冯应祥、芮永缙等讼于官,为徐氏建祠致祭,汤宾尹甚以为耻。后来又有诸生梅某淫人之媳,为芮永缙等所揭发,巡按应天御史荆养乔“以梅生蔽罪”。
时湖广江夏人熊廷弼以御史督学南畿,出巡至宣城,竟尽反其案,出梅生于狱,“又以所司报永缙及应祥行劣,杖杀永缙”,其爱书云:“今之公举,皆施、汤故智。”原来熊廷弼与汤宾尹素相交欢,其如此处理,乃是“借梅生以洒宾尹”之耻。
这使荆养乔非常气愤,遂劾熊廷弼“杀人媚人”,“疏上,径自引归”,时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熊廷弼接着上疏辩解。都御史、渭南人孙玮认为“二御史相争,必行勘,乃足服其心”,主张“镌养乔秩,令廷弼解职候勘”。
孙玮奏疏一出,在科道官中引起尖锐的争论,正直的一派,如给事中孙振基等持勘议甚力;而邪恶的派,如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亓诗教、赵兴邦等则接连上疏相驳。
经过一段争论,最后明神宗以孙玮所主张者为是,“令廷弼解职(此时熊廷弼的政治立场属楚党,站在了邪恶派一边,万历末再出投身辽事后,则发生了根本转变)。
5.李朴上言
李朴,字继白,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后由彰德推官入为户部主事,万历四十年(1613年)迁郎中。为人戆直,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曾经给明神宗上了一个有名的奏疏,猛烈抨击邪派官僚。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以来,邪派官僚似乎处境不妙:辛亥京察中吃了亏,荆熊相争也处在被弹劾的位置。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局势反而是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着。 他们尽管在若干政争中最初处在被动的地位,但由于他们的拼死搏斗,最后的结局反而是转向了有利于他们的方面。
辛亥京察的结果,实际上是对邪派官僚有利的。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察疏之下,使正直派取得了胜利,而这个胜利只是暂时的。 察疏下后,主持其事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仍不断遭受邪恶派官僚的攻讦。另外,他起用被废的正直官吏沈鲤、郭正域、顾宪成等人的要求,也因明神宗“雅意不用旧人”,不能实现。这使他极不舒心,只好“屡疏求去”,“疏二十余上,既不得请”,即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二月,“拜疏径归”。
继孙丕扬主持吏部的是山东掖县人赵焕(同年二月署职,八月正式任吏部尚书)。此人“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住往不协清议”。
由于每次政争后形势是越来越对邪派官僚有利,因此邪派官僚的势力与日俱增,气焰甚盛,其中的齐、楚、浙三党科道官尤其如此,有谁稍持异议,即“群噪逐之”,李朴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于对邪派官僚的积愤不平而上疏的。
在奏疏中,李朴揭露齐、楚、浙三党,“深结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百人合为心,以挤排善类”。他还为东林被攻击大抱不平,说:“乃攻东林者,今日指为乱政,明日目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柄?
在朝列言路者,反谓无权,而林下投闲杜门乐道者,反谓有权,此不可欺三尺竖子,而乃以欺陛下哉! 最后,李朴又坚决地表示:“望俯察臣言,立赐威断,先斩臣以谢诸奸,然后斩诸奸以谢天下当时,“雅不喜言官”的明神宗得朴此疏,“心善之”。
但齐、楚浙三党恨之人骨,“排击无虚日”在他们的攻击下,第二年六月,李朴竟被谪为州同知。
李朴的遭遇,反映了邪派官僚的势力此时确实已相当大了。此后齐、楚、浙三党“益用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赵焕离吏部尚书之职,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襄阳人郑继之继任,他“故楚产,习楚人议论,且年八十余,耄而惯,遂一听党人意指”。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缙云李铽以吏部侍郎兼署都察院,他则为“浙党所推穀”。万历四十二年八月,比较正直的首辅叶向高离职而归,方从哲成为首辅。到这时,邪派官僚的势力可说是已经彻底压倒正直派的官僚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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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什么时间死的？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 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 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上元三年 (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