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交友,苏轼是不是状元?
诸城交友，苏轼是不是状元？
苏轼不是状元，苏轼是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高中的进士第二名及第，同榜的第一名状元是建安的章衡，眉山苏轼为榜眼，同榜的进士有名的还有曾巩、章敦、苏辙、张璪、张师道、邓文约等。
人物生平：
1、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佳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2、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的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3、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4、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5、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信件内的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求情，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6、东山再起：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7、二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与疾病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
8、流落儋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9、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文帝北伐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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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影响北伐失败的原因很多，要说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实力没有强大到可以灭掉北魏的地步。战争最后没有赢家，但是此战之后，南朝愈弱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下面我从刘宋、北魏正反两个方面说一下北伐为什么会失败？
南朝一百七十年(40589年),刘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后人对他的治绩评价较高,有“元嘉之治”的说法。
刘宋建国之初,北方除北魏外,还有北凉、西凉、西秦、夏、北燕五国;此外,阴山以北,还有强大的柔然部落。其中夏和柔然都是魏的劲敌。刘宋虽只有半壁江山,对外却可专注形势比较有利。
其时,宋在河南还占有洛阳、虎牢、滑台、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四个重镇,往东包括今山东省的大部分,济南、淄博、青州等城市都在宋的境内,建康离北方边境较远,所以比起东晋初年,它的局势要安稳得多。
一、北魏的南下攻击
宋永初三年(49)刘裕死后,魏明元帝(折跋嗣)便命奚斤等攻陷滑合,进逼虎牢,另遣叔孙建等从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渡河,攻陷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高平(治今巨野南)、金乡(治今山东嘉祥南)等郡，东进青州境内,东阳(今青州东)危急。
景平元年(423年)正月魏攻陷洛阳金墉城;叔孙建陷临淄。在魏军的攻势下宋只有东阳,虎牢两地的抵抗比较有效。
闰四月下旬,它在苦战两百天后虎牢也终于被攻陷，守将毛祖德被俘。但魏军也付出惨重代价，损失了十之二三的兵力。
战争结束后,宋丧失了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项城(今河南沈丘南)以北的土地。然须提及的是:在虎牢失守的前夕,湖陆的檀道济军、项城的刘粹军、高桥(今地不详)的沈叔狸军都不敢救援,可见此时刘宋的力量,与刘裕北伐时相比,已经差得远了。
二、第一次元嘉北伐
这年十一月,魏明元帝死,太子拓跋焘(字佛狸)嗣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初年(即宋元嘉初年),魏与夏、与柔然的战争连绵不断,宋文帝利用这时机,于元嘉六年(魏神加三年,429年)向魏要求归还河南各地,声称否则要用武力夺取。太武帝听了,付之一笑而已。
元嘉七年,宋文帝果然命到彦之率军北伐。四月,到彦之率五万之众,走水路由淮河入泗水,至七月才到须昌(今山东东平东),然后溯黄河西进。魏因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兵少,主动撤出。到彦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收复四镇,又进屯灵昌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的南岸,使先头部队西进直抵潼关。
宋军将士皆大欢喜,只有曾从檀道济作战的旧将王仲德不以为然,他料定魏军有计,一定是在等待冬季河上冰冻时反攻。魏崔浩更看穿到彦之的弱点:把几万人排成东西二千里的一字长蛇阵,每一处只有几千人,力量非常薄弱。
到彦之沿河布防后,就带着王仲德回东平须昌的大本营去了。到了冬天,十月,魏军渡河反攻,攻下洛阳、虎牢。十一月,宋文帝命檀道济率兵伐魏。但是到彦之失了洛阳虎牢,先已胆怯,引军从水路撤退,到了历城(今山东济南)便烧掉船只,丢掉铠甲,徒步退往彭城。魏兵追到历城。济南太守萧承之只有几百个兵,他命部下大开城门做出毫无我备的样子。
魏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见了这等模样,估计必有伏兵,不敢进城而去。这才是真正的空城计。后来讲三国故事的人,说不定就是从这件实事得到启发,再拿去装在诸葛孔明身上的。宋军这次冬季失败损失惨重,府藏、武库为之一空。
檀道济略为挽回了一点颓势。元嘉八年(431年)正、二月间,他北上救滑台,进至历城,二十多天中,打了三十多仗,重创敌军。魏叔孙建用骑兵小部队袭击他的运输线焚烧草谷。檀部缺粮,不能前进,滑台终于失守,守将朱脩之被俘。檀道济粮尽退兵,部下有人叛逃把虚实告诉魏军,魏再发兵追击,宋军恐惧,随时可能溃散。
檀道济在夜间宿营时,唱筹量沙(筹是记数字和计算的工具),把剩下来的点米铺在沙上,装出存粮极多的模样。魏军探知,以为降兵骗人,把他杀了。道济又故作镇静,命军士披甲,自己只穿便服,坐了轿子,慢吞吞地行走。魏军见了,以为是诱敌之计,不敢再追,檀道济方得全军而归。
宋军北伐至此完全失败。这次,魏同时还在与夏交战,仍绰有余力。宋的实力比魏弱得多,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以后宋魏之间平静无事了多年。
三、第二次元嘉北伐
到了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其时已在魏统一北方之后的好几年,宋文帝却又想要北取中原。
此时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千古流传。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个都不剩了。
1.纸上谈兵焉能不败
古人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者”,于是,自有那些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群臣纷纷献计,其中最起劲的是王玄谟。他倒并不是少不更事之流,当时年龄已在六十以上,可就是喜欢空谈兵事。他喜欢谈,宋文帝喜欢听,听得入神时还对左右说:“听玄漠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军,封狼居胥山而还)。御史中丞袁淑会拍马屁,便说:“陛下席卷赵魏之后,定要封禅泰山,臣逢千秋难得的机会,愿意写上一篇《封禅书》。”文帝听了大为高兴似乎中原已经回到了宋朝的版图。
魏太武帝倒是给过宋文帝醒悟机会的。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从二月到四月,魏以十万之众,对南方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魏军围攻悬弧(今河南汝南)四十二天,守将陈宪兵不满千,杀伤敌军在一万人以上,城池始终没有陷落。然而此外好几个地方的守臣都弃城逃走。宋人多有畏魏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宋文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心一意要大举北伐。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支持文帝最积极。富有军事经验的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反对得最坚决。他说步兵难以抵敌骑兵,引檀道济无功、到彦之失利的先例为证。文帝却认为两将失利,各有原因,檀道济是不肯尽力,到彦之是中途患病。今年夏季水大,河道畅通,便于用兵。
沈庆之再三强调不可,文帝即命徐、江二臣和他辩论。庆之说:“治国譬如治家,种田该问家奴,织布该问婢女。现在陛下要出兵打仗,却和白面书生商议,如何办得好事情!”
徐湛之是刘裕的外孙,是个生活奢华的文士,饮食服饰都极讲究,在建康很有名气。江湛家贫,生活俭约,为人公正,长于文辞。两人情况不同,然而都是文士,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沈庆之说他们是白面书生。
文帝不认真思考沈庆之说得是否有道理,见老将军(沈庆之时年六十五岁)讲得气咻咻的样子,倒哈哈大笑,不想再同他争辩。
2.压榨百姓
元嘉二十七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二丁抽,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准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兖、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三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
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慘重,旧史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3.北伐过程
七月,文帝下诏大举北伐。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这一路是主力,也是最东面的一路。行军路线就是元嘉七年到彦之走的路。当年因水浅,通航困难,一天只能走十里路。二十七年水量充足,航行不会发生因难,进人黄河,可以直取碻磝。
雍州刺史随王刘诞(文帝子)指挥西面的一路使柳元景等从襄阳北上,取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东西两路之间,大体上相当于今江苏省徐州以西到河南省中部京汉线两侧地区,另有几支向北进攻的军队,这里就不逐个讲它了。
这次北伐需要庞大的人力财力,人民负担很重。
北伐开头似乎很顺利。魏碻磝、乐安(今山东博兴东北)守将都弃城而走。萧斌留沈庆之守碻磝,使王玄谟进兵围滑台。
这支军队兵力充足,器械精良,但王玄谟是个庸才,误了大事。滑台城中,茅屋极多。部将建议用火箭,他怕烧了房屋,破城后缴获不到多少东西,不肯使用。城中发觉了自己的弱点后,就自行拆掉了茅屋。中原人民见宋军来到,自行纠合,带了武器来投军,每天都有上千人。
王玄谟不用义兵的首领,把义兵队伍拆散了分配给自己的亲信,还要他们每家缴纳一匹布、八百只大梨。中原入民大失所望。他围攻滑台几个月,还打不下来。九月,天气转凉,魏太武帝亲自领兵南下救滑台。王玄谟军的先锋将垣护之驻兵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的石济(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得到魏救兵将到的消息,急报王玄谟,劝他不惜代价,赶快拿下滑台。王玄谟大营里的众将也劝他赶紧建立军营,以作防御。王玄谟却一概不听。十月,魏太武帝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即石济对岸),先派几个人利用夜色掩护潜入滑台,安慰守军,并登城观察宋军营垒,然后回营报告。
太武帝得报后,随即引兵渡河,来救滑台。魏军号称百万之众击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急得六神无主,仓皇之中,只说得一个“走”字,顿时全军溃散。
魏军追击,杀死将士万余人,缴获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走后,魏军把缴获的船用三道铁锁联结起来,封锁河面,截断垣部退路。垣护之利用水大流急,行动迅速,每到铁锁面前,命兵士用长柄斧劈断通过。魏兵无法拦阻。他带的一百条船,只损失了一条,其余都安全撤回。
萧斌得到兵败消息,派沈庆之带五千人去救王玄漠。沈庆之说:“玄谟所部已经疲劳,不堪战斗,敌军已近,没有几万人无法迎敌,派小部队去没有丝毫用处。”萧斌坚持要他去救,争执之间,王玄谟已经逃出城了。萧斌发火,要斩玄谟,沈庆之又劝他不必,说:“佛狸威震天下,岂是王玄谟所能抵敌,而且临阵斩将,绝不是好办法。”萧斌听谏,王玄谟才得保全性命。
萧斌想要依他朝廷使者又到,传达文帝不准退兵的命令。萧斌再和众将商议。沈庆之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军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空谈有何益处!”众将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个文盲,见他引证史事,都笑起来说:“沈公现在大有学问!”庆之厉声答道:“列位虽则通晓古今,其实还不如下官靠耳朵听来的有用!”
雍州诸将打得有声有色,比王玄谟强多了。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将庞季明,出身关中土豪,他主动提出到关中去发动各族人民起兵。他从襄阳北上,穿过今豫西山区到卢氏县(今属河南)。卢氏人赵难起兵响应。薛安都等军利用这条件,通过卢氏以东的熊耳山北上,柳元景等军跟踪前进。闰十月,柳元景、庞法起等都到了卢氏。接着,庞法起等进兵攻克弘农,留薛安都守弘农,法起等进攻潼关。十一月,诸军攻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与魏援军激战。
薛安都是员猛将,他打得性起,丢掉头盔,脱去铠甲,马也去掉护身的具装,怒目挺矛,单骑冲杀。矛断了,换根再打。两军恶战两天,宋军大胜,斩援军主将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等三千余人,俘降二千余人。柳元景到后,宣布:“今王旗北指,当使仁声先路。”把俘降的兵士全部释放。宋军随即攻克陕城,又攻克潼关。关中豪杰闻风而起,山区的羌、胡各族也派人与宋军接洽,愿意归降。
在西路军的东面,宋梁坦、刘康祖等也攻克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进逼虎牢,他们也打得很不错。然而王玄谟败了,魏兵南下,宋文帝认为柳元景等不宜单独进军,下诏班师。他们只得放弃所得各地,退回襄阳。至此第二次声势浩大的北伐失败了。
四、北魏的反攻
魏军分成好几路大举反攻,其中永昌王拓跋仁的一路从洛阳向寿阳进军,很快就攻占悬瓠、项城。宋文帝怕寿阳有失,赶紧召刘康祖军回寿阳。刘康祖军只有八千人,走到离寿阳只有几十里的尉武(在今安微寿县西),被拓跋仁军追上。拓跋仁有八万骑兵,人数为十与一之比,又有以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刘康祖的副将胡盛之主张绕道,走山路回寿阳。康祖不肯,还结军营前进,并下令:“回头看的斩首,改变走路方向的斩脚。”
魏军追到,四面围攻。刘部殊死苦战,杀敌一万余人,康祖身受十伤,仍坚持战斗。魏军人多,一分为三,轮番作战。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最后,康祖颈部中箭,落马而死。其余部溃散,几乎全被魏军所杀,这是异常惨烈的一战。拓跋仁军进抵寿阳,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文帝子)关上城门,不敢出战。魏兵也只在周围各地烧杀掳掠。
魏太武帝亲自统率的主力军进迫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江夏王刘义恭(文帝弟)、武陵王刘骏(文帝子,即后来的孝武帝)都在城里。刘义恭听见魏兵将到,想弃城逃走。长史张畅说一动脚军民便各自逃散,决不可行。刘骏也说叔父要走,只能听便,自己决心与此城共存亡。义恭才息了逃走一念。
魏军打彭城,久攻不下,太武帝便主动歇手,于十二月初,引兵南下。宋文帝命臧质领兵一万人救彭城。他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魏军已经渡过了淮河,两军相遇,他这一万人怎能抵敌北魏大军,交战即被歼灭,臧质只带了残部七百人进得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是个有主见的人。
王玄谟在滑台时,他就修缮城垣,浚深壕沟,积储粮食矢石。魏兵南下时,地方官多弃城逃走。有人劝他回建康,他却说:“敌人如果以为城小犯不着攻,当然不须忧虑,如果来攻,这是我报国之秋,诸君立封侯之功的机会,为什么要走?诸君见过几十万人聚在小城之下而不败的事例吗?昆阳(刘秀破王莽军)、合肥(张辽破孙权军)的战例可为明证。”大家听了这一席话,情绪才比较稳定。
他集结了两千精兵,臧质来后,力量更加充实。臧质见城中粮食器械都很充足,大喜过望,便和沈璞同心协力,守卫城池。
魏太武帝果然不攻盱眙,只留几千人马监视,自引大军继续南下。十二月十五日,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当时在江边),他下令拆民房,结筏子,扬言要渡长江。建康顿时陷入空前紧张的状态,在丹杨尹管辖区域内征发全部丁男,王公以下的子弟一律不得免役,沿江水陆布防、宋文帝登石头城,对江湛叹道:“道济若在,怎么会使胡马到此!”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二,魏军烧毁房屋撤走,居民也尽被掳去。
五、魏军回撤时的插曲
魏军转回到盱眙,太武帝向臧质索取美酒,臧质封了一瓶人尿给他。太武帝大怒,下令攻城。魏军从老乡的山上运来泥土石块填塞壕沟,造浮桥截断水陆通道。太武帝为了泄怒,不惜断送大量兵士的生命,他在威吓臧质的信中说:“我用的兵不全是我国人(按指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人和匈奴人,南面是氐和羌。丁零人死了,正可减常山、赵郡贼;匈奴人死了,可减并州贼;氐、羌人死了,可减关中贼。你杀他们,对我并无不利!”
臧质绝不示弱,回信痛骂,并把朝廷所出赏格写给他看,内容是:“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一万匹。”魏太武帝更怒,令将士猛攻。魏军用钩车把钩子抛到城上钩住城楼,想把它扳倒。守军用又粗又长的绳子缚住钩子,几百人用力把它往里面拉。钩车扳不倒城楼,也无法后退。到了晚上,守车用绳子把木桶吊将下去,桶内藏人,到了下面,截断钩上的索子,让钩子落到城里。绳子一拉,藏人的木桶又到了城上。
魏军又用冲车撞城。因城墙的垒土夯得坚实,撞击的力量虽大,每一下只能撞落不多一点土。魏军不惜代价驱使兵士攀登城墙,把死人的尸体当台阶,到了后来,尸体堆积得同城墙一般高低。到正月底,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是打不下来。太武帝说得嘴硬,不怕死人,但是死伤越来越多,病号也越来越多,加之彭城还在宋军手里,他不能不担心。二月初一,他下令烧掉攻城器械解围撤走。盱胎保卫战是宋军大获全胜的战役。
魏军经过彭城时,刘义恭不敢出击。等到建康使者赶到,送交追击的命令,魏军已经觉察,把走得慢的掳来的一万多人杀掉后,长驱而去。彭城的追兵白赶一阵,连敌兵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战争完全结束了。刘宋军民死伤被掳的不知有多少,魏军的人马也损失了一半以上,南朝和北朝其实都是输家。然而南北对比,南朝愈弱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水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说的正是这段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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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襄阳之战，宋军虽损失不小，但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襄阳丢失，大宋虽失重地，但其仍然拥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
可是，仅3年，南宋就被灭了。
而在此之前，从1234年到1273年，将近40年间，蒙古军虽占据相当优势，却仍然总体上与宋处于相持阶段，无法打开局面。
那么，为何襄阳沦陷后，南宋就如此迅速败亡呢？
襄樊之战前，蒙古打不开局面1234年，金灭亡后，蒙古军主力北还，南宋趁机发起“端平入洛”，一举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
蒙古军回过头来，大败宋军，并随即发起了攻宋战争。
窝阔台兵分两路，一路攻襄阳、汉阳，一路攻今四川。
开战后，蒙古军连战连胜，攻占了襄阳、成都都要点，气势如虹。
然而，蒙古军旋即遇到瓶颈。
四川方向，蒙古军一度攻占成都，大掠四川腹地，“凡四川府州数十，歼其七、八”，但是，当蒙古军主力因故北还后，宋军在孟珙带领下站稳脚跟并组织反击，收复了一些地区，双方在四川陷入长期僵持。
东线的情况也类似，蒙古军一度攻占襄阳等地，但旋即宋军也站稳脚跟，并收复了襄阳等地。
由于对宋作战一时打不开局面，窝阔台此后将重点调为向西亚等地扩张，大战暂告一段落。
窝阔台之后，蒙哥调整了伐宋战略。
蒙哥集结一支机动部队，从西面绕过宋军占据的要点，直插在南宋西南立国的大理。他计划在灭大理后，即可从南宋背后进攻，既可北上攻击四川的宋军，也可以东进鄂州，规避其不善水战的弱点，不用水战而突破长江，一举灭宋。
在攻灭大理后，蒙哥认为大迂回已经完成，于1257年诏命诸王、诸将大举攻宋，兵分三路攻宋。
其中，蒙哥亲自统帅的攻四川作战是作战的重点。
然而，尽管蒙哥连续攻破嘉陵江沿岸山寨，却对钓鱼城一筹莫展，并最终死于钓鱼城。
可以说，蒙古攻宋之战，尽管取得不少胜利，攻取不少地方，但南宋的防御体系依然稳固，双方仍然处于相持状态。
蒙古军的短板决定其成绩蒙古军之所以长时间无法打开局面，是受其短板所限。
自南宋抗金立国以来，已经形成了完善、巩固的防御体系。
西面则依托四川、重庆山地，东面则依托淮河、汉水，在长江以北构成防线。
蒙古骑兵天下无敌，但其水战、山地作战则不甚擅长。
蒙哥大迂回战略想法虽然很好，确实能一定程度上规避其短板，但如果改变这两个短板，无法从正面突破南宋的汉水、山地防线，仅靠云南方向过来的孤军也打不开局面。
同时，蒙古军虽善战，但在中原等地始终缺乏足够的治理手段，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统治秩序一直得不到恢复，大军作战，仍然常常要靠劫掠，难以支撑灭宋这样的作战。
要粉碎南宋成熟的防御体系，仅靠作战上的创造性思维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建设、军队建设上实现突破，弥补短板，灭宋才可能。
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队各方面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灭“浑一天下”的企图。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元军（忽必烈已称帝）已经改善了其短板，甚至实现了超越。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短板不再短襄樊之战，从1267年打到1273年，打了近7年。
围城7年，而粮草不断，这本身就表明元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补给能力和成熟的补给系统，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已经得到恢复。
而围攻襄阳的过程，也表明元军的水战、攻坚战已经脱胎换骨。
襄樊之战之初，除了降将刘整所部之外，蒙古军的水军不甚强，曾为宋军所败，蒙古军需要施展计谋，假装作榷场等手段构筑工事才可以阻挡宋军船只。
蒙古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水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蒙古军水陆协同下，宋军尽遣宿将精兵也难以打破襄阳包围圈。
此外，蒙古又从回回征发工匠，打造回回炮，使其攻坚能力大增。
最后，在回回炮的帮助下，蒙古军攻破樊城，降服襄阳，取得大胜。
可以说，经过襄阳围困战，元军的补给力量、水军力量、攻坚力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为灭宋在物质上做好了准备。
实力仍存的宋军当然，仅就物质力量而言，襄樊失守后，南宋也依然拥有较强的实力。
襄樊之战虽被认为是元与南宋的一次战略决战。但总体上是围城阻援战，虽消灭了襄樊的吕文焕集团，但对宋军大量援军杀伤有限，南宋仍然拥有七十万左右的军队。
襄樊失守后，南宋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上书，指出：南宋仍有兵七十余万，淘汰20%，还有50多万人，如果改变“守内虚外”的做法，集精兵于前沿，仍然足以为守。
就地缘而言，襄樊虽为中路门户，但襄樊之后，南宋在汉水仍拥有郢州、阳逻堡等处，仅在郢州就有十余万精兵，可以阻遏蒙古军由汉水进入长江，另又有完善的长江防线。而西线的四川战场，蒙古军依然无法突破。
可以说，此时的南宋，其形势远好于三国后期的吴，虽无力北伐，但仍有可以自保，长期相持。
因此，要灭宋，仅靠物质力量不够，仍需要指挥官的军事才能。
伯颜的杰出军事才能伯颜的军事才能，无疑是迅速灭宋的重要保障。
伯颜南下时，宋军在郢州有精兵十余万，依险而守，阻遏蒙古军进入汉水。
如果以常规手段，郢州之战恐怕又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久拖不决。
伯颜、阿术探知小溪可通汉水，遂绕过郢州，直入汉水。
伯颜指出：大军的目标是迅速渡过长江，直捣南宋中心地区，不能为攻城拔地延误进军速度。
在绕过郢州，抵达阳逻堡后，伯颜又故技重施，作势围攻汉阳，实际通过沙芜进入长江。
在连续绕过敌军坚固阵地后，蒙古军在江中与宋水军展开激战，一举击败宋军，宋守江军队“数十万众，死伤几尽”。
同时，伯颜执行忽必烈“为吾曹彬”的指示，以宽仁手段善待降将，以此瓦解宋军。
吕文焕集团在南宋关系极多，投靠元军后，对南宋军展开招降工作，南宋各地将领多闻风而向，土崩瓦解。
此后，在丁家洲，面对胆气已失的贾似道、孙虎臣，伯颜以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以为巨炮轰宋阵制造混乱，贾似道等人抛弃军队，宋水陆军主力稀里糊涂就被吓得丧失几尽。
在焦山，面对张世杰的哀兵之势，伯颜一眼看出“可烧而走之”，在火攻之下，伯颜只以极小的代价就消灭了南宋军最后的有生力量。
连战连进后，宋太后、皇帝投降，南宋灭亡。
可以说，伯颜灭宋过程中，任何一战都可单独成为一段经典，伯颜连续施展谋略，针对不同敌人采取不同战法，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原本实力尚存的南宋军。
自取败亡的宋蒙古人打得好是一回事，但弱非南宋自取灭亡，元军未必会如此顺利。
在此前的宋蒙战争中，以孟珙、余玠为代表，宋军涌现了不少杰出将领，都曾给蒙古人吃下苦头。
不过，贾似道实行“打算法”，使许多有才能的将领被排挤、迫害，有的如高达退居二线，有的如刘整干脆投靠了元军。
襄樊之战时，吕文德、吕文焕焕虽不及对手，但还算能与元军过上几个回合。
襄樊之战后的元灭宋过程中，宋军虽不乏文天祥、张世杰等赤心为国的忠义之人，但确实没有足以与伯颜相当的良将。
两场决定性会战。
丁家洲之战开战前，宋军高级将领夏贵递纸条给贾似道：“宋历三百三十年”，未战即有败亡之心，还打什么仗呢？
结果，贾似道、孙虎臣等人弃军而走，宋军水陆主力稀里糊涂报销。
焦山之战，张世杰以铁链联船，被伯颜看出破绽，一举击败。
更可恨的是，后来的崖山之战，张世杰等人不吸取教训，再次以铁链连锁，又为敌军所烧。
被别人抓住漏洞，可能是别人厉害，但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只能说是自己不行了。
宋猜忌武将，直到亡国前还坚持“守内遽外”的策略，防范武将、士兵，而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等人身上，焉能不败？
尽管元人在灭宋之战中组织得很出色，但宋的迅速灭亡，个人以为60%以上是宋自取灭亡。
南宋灭亡前的最后时刻，宋廷遣使议和：愿岁贡银25万两，帛25万匹。
自北宋以来，朝廷一直以防范武将为重点，对外委曲求全。
到最后，连委曲求全的资本都没有了！
南宋自南迁以来，打造了依托长江-汉水-淮河及四川为依托的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十分牢固，而蒙古军水战、攻坚战、补给能力都存在短板，而这些物质上的短板很难依靠单纯的创造性指挥克服（如蒙哥“斡腹”之策），因此对宋战争久拖不决，迟迟没有进展。
忽必烈称帝后，安定中原，使生产得到恢复，补给能力得到增强；打造船只，水军逐渐成熟；引进西域等地先进技术，使其攻坚、以岸制江能力得以增强。
在物质条件成熟后，伯颜以其杰出将略，加速了战争进程。
他未过早陷入久拖不决的前沿围攻战，而是巧妙用兵，迅速突入长江，在相对有利位置击败宋军江防部队，一举粉碎南宋江防体系。
其后，伯颜针对敌情，或以虚张声势之法，动摇敌指挥官，或以火攻之法，迅速击破忠诚却缺乏经验的宋军，皆是四两拨千斤，连续作战，轻松歼灭了宋军精锐，并一举灭宋。
而反观南宋，则确实到了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自北宋以来，宋对内压制武将，对外委曲求全。到南宋末年，良将已被贾似道“打算法”清算，兵马多而无良将，粮草多而统筹。
武将有将才，却或无容身之地或已心灰意冷；士大夫空有报国之心，却缺乏阵战经验。
襄樊丢失后南宋的迅速灭亡，与其说是丢失要点，损失部分精锐的结果，不如说是宋长期国策弊端的总爆发。
宋国策的弊端，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引发总崩溃的时候了。
在山东定居哪里合适？
毫无疑问，山东适合定居的地方，只有两个城市，一个是济南，一个是青岛。如果你在山东其他城市居住，建议你找准机会，抓紧能够到济南或者青岛来发展和定居。
城市化的进程是大势所趋的，一个省的资源有限，最终资源只会向大城市不断集中，而山东真正能在全国数得上的城市就只有济南和青岛，而且不论是政策因素还是市场因素，也决定这两个城市的地位和发展空间。
济南是省会，很多人可能会对济南有些误解，比如济南夏天热，济南空气质量不好，但实际这都不是问题，天热可以开空调，济南空气质量其实这几年改善很多了，至少冬天没那么多的雾霾了。其实济南自然环境不错，有山有水有泉，属于天赋异禀，几百年了，山东都把首府放到济南，要相信古人的眼光。最为重要的是，济南是我国大省山东的省会，这是济南最大的优势，各种省里的资源加持，医疗和教育都是全省最好的。在济南有大量的省市机关事业单位、还有那么多强势的省属企业，中央驻鲁的机关单位和企业，还有各类高校医院银行总部，可以说云集了山东最优质的人才资源。同时，济南本地人还不排外，对外地人也很热情，外地人来到济南很快就能融入到这个城市。济南商业也比较发达，购物娱乐都挺方便。因为是省会，社会治安也是非常好。可以说，只要有本事，来到济南，很容易就能站稳脚跟，把这里当成家。而且济南的房价比青岛也便宜一些。此外，现在省里有强省会的战略，对济南的发展也是大力地支持，估计未来济南将是全省发展最快的城市。
美丽的大明湖现代化的济南奥体片区济南西站片区也发展起来了。青岛是个北京人上海人都很羡慕的旅游胜地，很多北京上海的朋友去了趟青岛，看看青岛的海，吹吹青岛的海风，吃吃青岛的海鲜，都会感慨，青岛人的日子太美了，等到他们老了，会卖掉北京上海的房子，到青岛来定居的。青岛气候宜人，夏天凉爽，空气潮湿，是当年被德国人相中的好地方。在市南区海边有那么多欧式老建筑，特别美，在全国都很有特色。青岛的经济要比济南更活跃一些，在民营企业和外企上都要比济南活跃。青岛海鲜很好吃，特别是嘎啦，当然还有驰名中外的青岛啤酒。青岛在全国乃至世界享受很高的知名度，外省人来山东也会首选去青岛，所以青岛是自带流量的，现在省里也在发展青岛都市圈，核心城市就是青岛。当然，青岛的房价要比济南高一些，但物有所值，值得去居住。
现代化的青岛红瓦绿树的青岛老城区让人垂涎欲滴的青岛嘎啦。经济和城市发展规律决定，济南和青岛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山东其他城市的朋友应该跟上时代的潮流，尽早选择去济南或者青岛发展和定居，不信可以等十年二十年之后看看。
在书法学问思想上？
作者：史遇春
每个人，一生都在变化；但是，要说起那些在一生中影响个人发展和成就的变化来，就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讲清楚、说明白的，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简要精炼地概括出来的。
做名人的好处，就是有很多人研究他、讨论他，帮他总结一生的行事，当然，也会评定他一生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
曾国藩自己的撰述，就已经够人学习了。但是，一些人还嫌不够，还会继续挖掘别人对曾国藩的记述。
这里，就通过清代笔记中的记载，看一看曾国藩一生之中三个方面的三大变化。
本文出自清人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中《一生三变》一节。
曾国藩的一生，在各个方面都有变化。这里主要讲述他在书法、学问、思想方面的变化。这其中，每一个方面的变化，又大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故而，又称之为“三变”。
第一、曾国藩在书法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书法，最初，他学习的是柳诚悬（公权）。
柳公权，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其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其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2、中年开始，曾国藩的书法又学习黄山谷（庭坚）。
黄庭坚，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谓；与张耒、晁补之、秦观游学苏轼门下，合称“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书法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
3、到了晚年，曾国藩的书法，又学李北海（邕）。
李邕，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字泰和，汉族，广陵江都（今扬州江都区）人；唐代书法家；其父李善，为《文选》（梁萧统编选）作注；他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括州”、“李北海”；行书碑法大家，书法风格奇伟倜傥；李后主（煜）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传世碑刻有《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
另外，晚年时，曾国藩的书法，除学习李北海之外，还参学刘石庵（墉）。
刘墉 （公元1719年～公元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清高宗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清仁宗嘉庆九年十二月（公元1805年1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清；书法造诣深厚，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永瑆、翁方纲、铁保）；清代徐珂说：“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富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纸本墨迹，故宫博物院藏；其字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其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
所以，看曾国藩晚年的书法，其挺拔稳健之中，让人觉得，又富含妩媚之态。
第二、曾国藩在学问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学问，最初致力于翰林词赋。
清代沿用明朝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为翰林。
翰林之官，以编修国史、记载言行、讲解经史、草拟文件为主要工作，所以，对文字的要求比较高。词赋之学，最见文字功力，故而，翰林之官，多擅词赋。
曾国藩最初的学问，功夫用在翰林词赋上，就我浅见，这是属于职务性质的学问、属于技术性质的学问。
而且，词赋之学，在正统儒家看来，算是末学。
2、后来，曾国藩与唐镜海（鉴）太常（太常寺属于五寺之一，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太常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交游。受到唐镜海的影响，曾国藩专心研究儒家先贤的语录。
唐鉴（公元1778年～公元1861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清仁宗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己巳洪莹榜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与清朝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称；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他对曾国藩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有深刻的影响；著有《朱子年谱考异》、《学案小识》、《畿辅水利备览》等。
对于儒家先贤语录的用心，主要是在修身上下功夫，这是儒家的门径。
这也是从职务性质、技术性质的学问向人生哲学、修身处世、心理层面、精神高度的上升。
3、之后，曾国藩的学问，又用在了六书之学上。这一时期，曾文正博览乾嘉学派的训诂书籍，但是，对于宋人的注经，他不以为然。
六书之学，是研究六书理论的学问，为东汉许慎所创；唐李阳冰刊刻《说文》，多以臆测；宋王安石著《字说》，随意穿凿；鉴于李、王二氏的失败教训，自宋代郑樵始，许多学者力倡并从事六书理论研究。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该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因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也有“朴学”、“考据学”之称。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该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第三，曾国藩在思想上的三变
1、曾文正的思想，在他做京官的时候，主要以程朱为依归。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至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理学，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传承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学说。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在南宋并没有多少优越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定为官学以后，始得兴盛。程朱理学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影响也颇大。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平民化、以及民间的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2、在曾国藩出来办理团练、处理军务的时候，他的主导思想是申韩。
申韩，是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称申韩之学。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其为“九流”之一，古代大家和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其是道家的分支。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前人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遂集法家之大成。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这一时期，曾国藩曾说，自己要写一部“挺经”，意在表达自己的刚直。
3、清文宗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军中时，家中亲亡，丁外艰。收到讣报之后，他马上奔丧，返回原籍。因为此事，朝中议论纷纷，大概是说人臣不能以私废公，官员们对此颇不以为然。此时，左恪靖（宗棠）还在骆文忠（秉章）的幕府之中，对于曾国藩的行为，左宗棠横加指责、随口诋毁，一时间，众议哗然，随之应和。因为这件事情，曾国藩心中也很内疚，他思虑过度，得下了严重的失眠病。后来，笔记作者欧阳兆熊推荐曹镜初（耀湘）为曾国藩诊疗。曹镜初在给曾国藩治疗的过程中，曾对他说，岐黄之术医治的只是身体的病痛；要治疗心病，可以学一学黄老之术。曹镜初对曾国藩的规劝，大约也就是在要求他能够“无为”，如此，心结才能开解，才能达到从根本上疗疾养生的目的。
“黄老”，也称黄老学说或黄老教派，尊上古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老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黄帝、老子的思想，并兼采阴阳、法、儒、墨诸家观点，形成一家之言。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是汉初的统治思想，即“休养生息”。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未受黄老之术影响之前，曾国藩在写信给胡文忠（林翼）时，只要说到左宗棠，他往往都会破口大骂。曾国藩还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提到，说是自己和左宗棠的关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还说自己永远也不要再和左宗棠说话了。
咸丰八年（公元1857年），朝廷下旨，曾国藩被夺情〔中国古代礼俗制度中，官员遭父母之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朝廷于大臣理应守丧之时，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夺情”。〕起用，支援浙江。他刚到浙江省不久，就集一联：
敬胜怠，义胜欲；
知其雄，守其雌。
上联，据《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里说，这是周武王甫登位向大臣问道时，姜太公回答给他的提问所提到的句子。
姜太公所言，出于《丹书》，其辞如下：
“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也就是说：
恭敬胜过懈怠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仁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仁义就凶险。凡是办事情不努力就会出偏差，凡是办事情不恭敬就会歪邪，歪邪偏差就会毁灭，恭敬认真就会永世长存。
下联，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
知雄守雌，正是处于最为恰切、最为稳妥地对全面情况的把握的状态。老子不仅提倡“知雄”，关键还在于“守雌”。“知雄”不是仗势欺人或“得理不饶人”，而是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守雌”不是被动地“任人欺凌”，而是处后、守柔、含藏、内敛。知雄守雌，是谦退到不能再退、放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与“懦弱”仅有一纸之隔。谓内心虽然坚强，外表却要柔弱，与人无争。这是古代道家所谓“和光同尘”的处世态度，也是道家提倡的一种韬晦自处的处世哲学。
集成此联后，曾文正还嘱托左宗棠书写成篆体，以此联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传达自己处世的主张。
由此，曾国藩与左宗棠又和好如初，情谊笃深，从此以后，两人也不念旧恶了。
曾国藩这一次出山之后，为人处事，他全都以柔道运行，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功业显著，也未见他有半点沾沾自喜之色。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对笔记作者欧阳兆熊说：
“有朝一日我故去了，如果有人为我写墓志铭，铭文我都已经想好了，那就是：
不信书，信运气；
公之言，告万世。”
所以，在曾文正去世之后，笔记作者欧阳兆熊给他挽联如下：
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此联的下联，后面几句，就是对曾文正晚年思想境界与处世哲学的概括。欧阳兆熊觉得，自己的这个总结，大概可以写出曾文正的心思、心事。
曾文正自己也曾经说过：
“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取向。
这里，再补充一下文中的相关资料。
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字晓岑（小芩），号匏叟，湘潭县锦石人，生卒年不详；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中举人；家庭富庶，性情豪爽，仗义疏财，颇能周济贫儒；爱文学，工诗联，与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李续宾、罗汝怀等相友善，与吴熙之父吴棠交谊颇深；道光年间，名重全县，然论事持议常多偏颇，不为时局所用；其与曾国藩岳父欧阳凝祉系本家，与曾氏妻弟欧阳牧云、欧阳凌云往来密切，数次医好曾国藩之病，故与曾国藩深交，关系亲密，时有诗词唱和，书信往来，曾国藩家书中常提及的“小芩”即是；后在湘潭城内开设医药局，延请众多中医师，专为百姓治病；曾自费出版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对晚清时伤寒论的推广多有贡献。
金安清。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
曹耀湘。
曹耀湘，字镜初，湖南长沙人，清朝末年学者、诗人，在先秦诸子、诗歌、楚辞、经学等方面皆有建树。
骆秉章。
骆秉章（公元1793年～公元1866年），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自少勤学，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后被授为编修，迁移为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因办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外官任湖北、云南藩司；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被任为湖南巡抚，入湘十载，位居封疆，治军平乱，功绩卓着；清文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入湖南，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任，后以守长沙有功而复职，并为清廷所倚重，旋署湖北巡抚；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实授湖南巡抚，任上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任四川总督；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派重兵防守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之后，石达开请求和谈，佯称答应，将石达开俘虏，解至成都凌迟处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衔；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病逝，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公元1885年），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清德宗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胡林翼。
胡林翼（公元1812年～公元1861年），汉族，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清宣宗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抚鄂期间，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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