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交友网,躬耕于南阳郡的诸葛亮?
诸城交友网，躬耕于南阳郡的诸葛亮？
这个问题会让河南南阳捞翔抓瞎。“臣夲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纯属套话、假话，实则是诸葛帅锅看不上姨夫刘表，不愿出仕；半隐于荆州之野——襄阳城西二三十里的隆中，沽名钓誉，待价而沽而已。
诸葛亮哪里是“布衣”呢？不仅出身官宦世家，而且通过复杂婚姻关系，与襄阳豪门蔡、蒯、习、庞、黄等世族是亲戚叠亲戚，他虽寓寄襄阳远郊却是荊州上层名流按汉官制，天下诸州必有一州属司隶校尉，其夲司隶校尉之后，父、叔父皆郡守级高干，叔父还是荆州牧刘表旧部（其豫章太守职位也为刘表所请）。在讲究出身、名望、征辟的汉朝，诸葛亮在荆州出仕没任何问题。
1.大姊嫁与中庐(南漳)蒯祺。蒯良、蒯越、蒯祺兄弟三人，是西汉大臣蒯通之后，都是智仁双全的荆州当权派
蒯良为刘表主簿，刘表入襄阳后诏书拜蒯越为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蒯祺官至房陵太守。蒯越是刘表首席谋臣，在刘表入荆州时献过“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之策(见《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下》)。蒯越也是地方实力派，“越有所素养者”，“遣人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而袭取其众”，对张虎、陈坐“蒯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居刘表平定襄阳的首功。在袁、曹相争时，蒯越曾谏刘表有所作为。也是他力劝刘琮降曹，后官至魏光禄勋，曹操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
2.小姊嫁与庞德公之子庞倦民(或“庞山民”)。庞德公在襄阳是最负名望的儒士，也是神一样的存在
连刘表数度求贤于他，还不带好生搭理的。“司马德操小德公十岁，以兄事之，呼作庞公也。”《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床下，德公殊不令止。”看来诸葛亮得到了庞德公的真传，亦师也。
庞倦民“亦有令名，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子焕，字世文，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去官还乡里，居荆南白沙乡。里人宗敬之，相语曰：‘我家池里龙来归。’乡里仰其德让，少壮替代老者担”(见《襄阳记》)。
庞德公侄儿庞统(字士元)，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谒德操。德操与语，自昼达夜，乃叹息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必南州冠冕。”由是显名。
3.诸葛家与庞家结亲，可不得了。这下诸葛家与襄阳另一望族习家又成了亲戚。因为庞统弟庞林，妻习祯之妺
习家为光武帝股肱之臣襄阳侯习郁之后，可谓树大根深，名人辈出，忠义满门。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子习忠，亦有名。忠子习隆，为步兵校尉，掌校秘书。”习询、习竺，才气锋爽。习承业，博学有才鉴，历江阳、汾山太守，都督龙鹄诸军事。习蔼，有威仪，善谈论。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孙权杀关羽，诸县响应。欲保城不降，……，阴约樊胄等举兵，为举七县，自号邵陵太守，屯校夷界以事蜀。孙权遣潘濬讨珍，……珍固守月余，粮、箭皆尽。谓群下曰：‘受汉厚恩，不得不报之以死。诸君何为者？’即仗剑自裁。”先主闻珍败，为发丧，追赐邵陵太守。弟习宏在吴，凡有问，皆不答，又一个“徐庶”呀！
这些都是习凿齿的先辈呀。习凿齿一生以宏扬诸葛事功为已任，作五十四卷《汉晋春秋》 以谏晋帝、恒温，何也?先辈之血岂可白流，他们大都追随先主、诸葛，建立了不朽业绩呀！那个时代，诸葛武侯名不彰，故习凿齿为武侯异代相知，名列昭烈庙、武侯祠与丞相千秋同祀。
4.从妻系来看，诸葛亮又是刘表、黄氏、蔡氏的姑爷。不仅岳父黄承彦为邔县黄氏之后，开朗幽默、豁达直爽，大有名头，其社会关系更是复杂得很
妻外公蔡讽是当朝权臣张温舅子；荆州最高军政首长刘表不仅是夫君叔父诸葛玄“主公”，还是其小姨夫；舅舅蔡瑁是荆州军界大佬，且富甲襄阳。需知，刘表“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下》)。黄承彦居于隆中黄家湾，汉时隶属南阳郡邓县(治所邓国古都邓城)。
有了妻子黄月英这层关系，诸葛亮与荆州政界、军界、文化界人士的接触就更进一步了。有了这些渠道，身居隆中的诸葛亮能够迅速了解时局，掌握朝廷和各诸侯的动向，甚至各政治集团的内幕。这对《隆中对》中的一整套战略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隆中对》就是荆州中心论。
诸葛亮哪里是真正隐居呢？种田自养对荆州贵戚而言会是生活所迫吗？他学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只是不想仕于刘表，而把精力用于读书、游学，以“隐居”搏取贤名这正是汉初“商山四皓”所开的传统，曹操早年也曾想耕读于家乡大泽之中。诸葛亮隐居在襄阳城外近三十里的隆中，与寓居襄阳的司马德操、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等名士交游。“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公威名建，在魏亦贵达。”
“庶先名福，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福与韬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福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财如此，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庶后数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犹存焉。
诸葛亮隐居隆中的策略是成功的。正是司马徽的考语和挚友徐庶的力荐，终迎来了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作为官宦子弟，生逢乱世身世漂蓬，但心胸天下，以恢复汉室为已任，待价而沽，择机而仕。作为荆州权力核心之贵戚，走动拜访、推杯换盏之际，即可掌握天下之机要。但不受案牍俗务干扰，潜心儒学而不寻章摘句，博采众家而专攻于实务，广泛游历以增见闻，深受庞德公、司马徽等高士的耳提面命，自然是荆州清流士人的后起翘楚。“隆中对”之神语，不过平常与名士清谈时的寻常“牛皮”而已。
尽管襄阳坐拥南阳盆地，拥有原秦汉南阳郡十余县，但今河南南阳动辄以“躬耕于南阳”，捞诸葛亮时，不过是在一厢情愿、枉费心机地造假。想把明清诸葛庙坐实为躬耕地，发展旅游业，无异黄梁一梦天天喊口号“井盖是我的”，有用吗?人家襄阳有人证、物证，有编号、制造工艺、出厂记录，还有真真切切的井槽、井道。
南阳郡宛城(今南阳市)跟诸葛亮沾得上边吗?只捞个诸葛亮有用吗?他的亲朋师友、社会关系、成长环境都在襄阳，不是打乱捞翔的脸吗?
宋词中你最喜欢谁的词？
最负盛名的宋词有哪几首？估计很多人想问这个问题，作为东坡先生的代表词，一定程度上，东坡词的艺术风貌为本词所遮掩。评：这是一首著名的中秋词，用宋人胡仔的话说就是：“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这首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思念。丙辰，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做了这首《水调歌头》。词人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苏轼一生，推崇儒学、讲究实务为主。但他也“龆龀好道”，中年以后，又曾表示过“归依佛僧”，经常处在儒释道的纠葛当中的。每当挫折失意之际，则老庄思想上升，借以帮助自己解释穷通进退的困惑。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被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掩盖深藏内心的郁愤。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升华和总结。“大醉”遣怀是主，“兼怀子由”是辅。对于一贯秉持“尊主泽民”节操的作者来说，手足分离和私情，比起廷忧边患的国势来说，毕竟属于次要的伦理负荷。此点在题序中有深奥微妙的提示。
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和理想。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文学家，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反映到词里，遂形成了一种豪放洒脱的风格。
此词上片望月，既怀超宜兴致，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问天这一细节与屈原的《天问》和李白的《把酒问月》有相似之处。其问之痴迷、想之逸尘，确实有一种类似的精、气、神贯注在里面。从创作动因上来说，屈原《天问》洋洋170余问的磅礴诗情，是在他被放逐后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在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后“呵而问之”的（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是情景触碰激荡的产物。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自注是：“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应当也是即兴遣怀之作。苏轼此词正如小序中所言是中秋望月，欢饮达旦后的狂想之曲，亦属“伫兴之作”（王国维《人间词话》）。它们都有起得突兀、问得离奇的特点。从创作心理上来说，屈原在步入先王庙堂之前就已经是“嗟号昊旻，仰天叹息”（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处于情感迷狂的精神状态，故呵问青天，“似痴非痴，愤极悲极”（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李白是“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那种因失意怅惘的郁勃意绪，也是鼻息可闻的。苏轼此词作于丙辰年，当时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自请外任密州。既有对朝廷政局的强烈关注，又有期望重返汴京的复杂心情，故时逢中秋，一饮而醉，意兴在阑珊中饶有律动。三人的创作心理实是脉络暗通的。
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不过李白这里的语气比较舒缓，苏轼因为是想飞往月宫，所以语气更强烈、更迫切。“明月几时有？”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好像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又好像是在惊叹造化的巧妙。读者从中可以感到诗人对明月的赞美与向往。
接下来两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把对于明月的赞美与向往之情更推进了一层。从明月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不知道在月宫里今晚是一个什么日子？诗人想象那一定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月才这样圆、这样亮。他很想去看一看，所以接着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唐人称李白为“谪仙”，黄庭坚则称苏轼与李白为“两谪仙”，苏轼自己也设想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 “乘风归去”之想。他想乘风飞向月宫，又怕那里的琼楼玉宇太高了，受不住那儿的寒冷。“琼楼玉宇”，语出《大业拾遗记》：“瞿乾祐于江岸玩月，或谓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随我观之。’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不胜寒”，暗用《明皇杂录》中的典故：八月十五日夜，叶静能邀明皇游月宫。临行，叶叫他穿皮衣。到月宫，果然冷得难以支撑。这几句明写月宫的高寒，暗示月光的皎洁，把那种既向往天上又留恋人间的矛盾心理十分含蓄地写了出来。这里还有两个字值得注意，就是“我欲乘风归去”的“归去”。飞天入月，为什么说是归去呢？也许是因为苏轼对明月十分向往，早已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归宿了。从苏轼的思想看来，他受道家的影响较深，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又喜欢道教的养生之术，所以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他的《前赤壁赋》描写月下泛舟时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说：“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可以和这首词互相印证。词人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来自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人世，到琼楼玉宇中去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苏轼后来贬官到黄州，时时有类似的奇想，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而，在词中这仅仅是一种打算，并未展开，便被另一种相反的思想打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急转直下，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词人故意找出天上的美中不足，来坚定自己留在人间的决心。一正一反，更表露出词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同时，这里依然在写中秋月景，读者可以体会到月亮的美好，以及月光的寒气逼人。这一转折，写出词人既留恋人间又向往天上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能够更深刻地说明词人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显示了词人开阔的心胸与超远的志向，因此为词带来一种旷达的作风。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苏轼毕竟更热爱人间的生活，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趁着月光起舞呢！“清影”，是指月光之下自己清朗的身影。“起舞弄清影”，是与自己的清影为伴，一起舞蹈嬉戏的意思。李白《月下独酌》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苏轼的“起舞弄清影”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高处不胜寒”并非作者不愿归去的根本原因，“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才是根本之所在。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在月光下起舞，最起码还可以与自己清影为伴。这首词从幻想上天写起，写到这里又回到热爱人间的感情上来。从“我欲”到“又恐”至“何似”的心理转折开阖中，展示了苏轼情感的波澜起伏。他终于从幻觉回到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何似在人间”是毫无疑问的肯定，雄健的笔力显示了情感的强烈。
下片怀人，即兼怀子由，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转和低都是指月亮的移动，暗示夜已深沉。月光转过朱红的楼阁，低低地穿过雕花的门窗，照到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之人。这里既指自己怀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不能与亲人团圆以至难以入眠的一切人。“无眠”是泛指那些因为不能和亲人团圆而感到忧伤，以致不能入睡的人。月圆而人不能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于是词人便无理地埋怨明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明月您总不该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相形之下，更加重了离人的愁苦了。这是埋怨明月故意与人为难，给人增添忧愁，无理的语气进一步衬托出词人思念胞弟的手足深情，却又含蓄地表达了对于不幸的离人们的同情。
接着，诗人把笔锋一转，说出了一番宽慰的话来为明月开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她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有亏损残缺的时候，她也有她的遗憾，自古以来世上就难有十全十美的事。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到忧伤呢？词人毕竟是旷达的，他随即想到月亮也是无辜的。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忧伤呢？这三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从语气上，好像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问；从结构上，又是推开一层，从人、月对立过渡到人、月融合。为月亮开脱，实质上还是为了强调对人事的达观，同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因为，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很有哲理意味。
词的最后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共婵娟”就是共明月的意思，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长久健在，即使远隔千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打通空间的阻隔。让对于明月的共同的爱把彼此分离的人结合在一起。古人有“神交”的说法，好友天各一方，不能见面，却能以精神相通。“千里共婵娟”也可以说是一种神交了！这两句并非一般的自慰和共勉，而是表现了作者处理时间、空间以及人生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所持的态度，充分显示出词人精神境界的丰富博大。王勃有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味深长，传为佳句，与“千里共婵娟”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许浑的《秋霁寄远》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都可以互相参看。但愿人们年年平安，相隔千里也能够共享这美好的月光，表达了作者的祝福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了作者旷达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苏轼就是把前人的诗意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熔铸成一种普遍性的情感。正如词前小序所说，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字子由）的怀念之情，但并不限于此。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之夜，对一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
此篇是苏词代表作之一。从艺术成就上看，它构思奇拔，畦径独辟，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中的绝唱。从表现方面来说，词的前半纵写，后半横叙。上片高屋建瓴，下片峰回路转。前半是对历代神话的推陈出新，也是对魏晋六朝仙诗的递嬗发展。后半纯用白描，人月双及。它名为演绎物理，实则阐释人事。笔致错综回环，摇曳多姿。从布局方面来说，上片凌空而起，入处似虚；下片波澜层叠，返虚转实。最后虚实交错，纡徐作结。全词设景清丽雄阔，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游仙“归去”与直舞“人间”、离欲与入世的矛盾和困惑，以及旷达自适，人生长久乐观和美好的愿望，极富哲理与人情。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意境清新如画。最后以旷达情怀收束，是词人情怀的自然的流露。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词全篇皆是佳句，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
作者既标举了“ 绝尘寰的宇宙意识”，又摒弃那种“在神奇的永恒面前的错愕”情态（闻一多评《春江花月夜》语）。他并不完全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娱”的生活意义。所以，尽管这首词基本上是一种情怀寥落的秋的吟咏，读来却并不缺乏“触处生春”、引人向上的韵致。
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是推崇备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此词是写中秋的词里最好的一首。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因此九百年来传诵不衰。吴潜《霜天晓角》：“且唱东坡《水调》，清露下，满襟雪。”《水浒传》第三十回写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对景的曲儿”，唱的就是这 “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可见宋元时传唱之盛。全词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至今还能给人们以健康的美学享受。
可以介绍一下苏轼吗？
谢谢邀请。苏轼也是我辈学人的楷模。下面就来一起走近这位面面俱到的天纵奇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一、天才诞生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二、进京赶考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三、名满天下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四、出任地方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五、乌台诗案——噩梦开始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六、被贬黄州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七、再入京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3]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八、主政地方，政绩斐然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九、谪迁儋州、惠州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十、晚年遇赦，巨星陨落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十一、辉煌一生，成就璀璨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十二、艺术成就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十三、人物评价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朱元璋几乎杀了所有的开国元勋？
首先来看明朝的开国元勋都有哪些人，肯定必须要得是受封公爵的，如果再严格一点，要是开国“六王”也不为过吧！
真正能算是明朝开国元勋的，不过是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颖国公傅友德等几人而已。
除此之外，明初还有两位国公，存在感比较强，一位是黔国公沐英，另一位是凉国公蓝玉。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正史中记载，徐达镇守北平的时候，得了背疽，洪武十八年病重去世。野史多有渲染徐达是被朱元璋毒杀，但总归官方来说徐达是善终的，没有获罪赐死。
常遇春在洪武二年，率军出征北元，攻破元上都开平，从开平班师的时候，在柳河川暴毙于军中。
文臣第一的李善长，因洪武二十三年，为被牵连进“胡惟庸案”的亲戚丁斌求情。朱元璋大怒，决定再次拿“胡惟庸案”说事，李善长被告发参与胡惟庸谋反，全家被处死。
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洪武十七年因病去世，朱元璋因为他的病逝，处死了参与医治他病情的医生及医生家属。
冯胜在洪武朝后期，逐渐被朱元璋猜忌，一方面是因为他曾与女婿周王朱橚秘密会面，第二是太子死后，皇太孙年幼，朱元璋对大臣猜忌之心日益加重。
第三是冯胜因为功劳大，总是在小事上违背朱元璋的意愿。蓝玉案发生后，朱元璋将冯胜召回南京，第二年便将冯胜无罪赐死。
洪武十年，邓愈与沐英率军征讨吐蕃残部，追杀敌军至昆仑山下。同年十一月，班师回朝的途中，邓愈因病去世。
傅友德是朱元璋三子晋王朱棡的亲家，女婿是晋王嫡长子朱济熺，因与蓝玉关系较近，蓝玉案后，被朱元璋猜忌。
洪武二十七年，因朱元璋不满与傅友德的儿子傅让，命傅友德杀死两个儿子，傅友德杀死两个儿子后，在朱元璋面前义愤自杀。
朱元璋起义的领路人汤和，洪武二十一年告老还乡，二十二年离开南京返回凤阳，洪武二十八年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岁。
朱元璋的义子沐英，沐英奉朱元璋的命令镇守云南，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沐英悲伤至咳血。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沐英伤心过度一病不起，两个月后病逝。
死得最惨的开国功臣蓝玉，洪武二十六年，蓝玉被告发谋反，朱元璋下令将其逮捕下狱，并将蓝玉剥皮实草，夷灭三族。
从明朝开国的这十余位公爵的结局来看，越到洪武后期，越难以善终，尤其是太子朱标死后，开国元勋，基本上被朱元璋杀了个干净。
但是这里面信国公汤和，确实活得最久，结局最好的一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汤和是朱元璋起义路上的领路人汤和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朱元璋年少的时候，家里遭难，父母大哥去世，去皇觉寺混口饭吃。
汤和在至正十二年，带着十多个同乡的壮士，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因为作战勇猛，很快便升为了义军的千户。
汤和没有忘记还在皇觉寺饥一顿饱一顿的朱元璋，写信邀请他一起参加红巾军。朱元璋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汤和的信，要给官府告密去，朱元璋只得投奔汤和去了。
朱元璋的发迹也从此开始，朱元璋作战勇敢，为人机敏，被郭子兴器重，因作战有功被升为镇抚，在义军中地位超过了汤和。
郭子兴看中了朱元璋才干，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逐渐水涨船高，积累下了开创事业的资本。
但是朱元璋成功，离不开汤和的邀请，同时汤和也是朱元璋义军中资历最老的人了。因此在明军中也有一帮为他说话的小老弟，朱元璋对他下手风险比较大。
汤和很善于把握与朱元璋之间的关系，不远不近，朱元璋记恨他，但不忌惮他汤和是最早参加起义军的，徐达加入朱元璋的义军后，因为才能出众，成为众将之首。
真正让汤和在明军将领中名次大跌的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汤和一直驻守在常州，与张士诚对峙，没能参加与陈友谅的决战。
因此在明军中的地位被常遇春等人超过，而且汤和在常州期间，因为一件事请求朱元璋，没有获得满意的答复，喝醉酒后，抱怨了几句，被朱元璋记恨上了。
后来平定天下后，朱元璋也故意压着不给汤和封赏公爵。平定蜀地后，给汤和封信国公时，朱元璋小心眼地把汤和的过失专门写到册封诏书中。
因而在朱元璋部下，汤和从来都不是那个热得发烫的灶头，自然捧他的，围着他转的人就不多，也就威胁不到朱元璋，自然不会被忌惮了。
他虽然资格老，但是因为老得罪朱元璋，关系不远不近，这可能就和村里的两个邻居，在一起老是吵架，心里总是暗骂对方，但是要真老死不相往来，还真舍不得了！
汤和为人谨慎小心，最先发觉朱元璋的心思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年纪大了，十分忌惮诸将领长期掌握军权，计划采取行动，剥夺将领的军权，只是还没有公开透漏出来。
但是汤和太了解朱元璋了，于是上书说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再指挥军队了，请求告老还乡，在老家凤阳养老。
朱元璋特别高兴，收回了汤和的兵权，并开始在凤阳为汤和修建府邸。洪武二十二年，汤和完成朱元璋派遣的巡视沿海倭寇的任务后，带领妻子儿女向朱元璋辞行后，返回凤阳老家。
汤和算是明初文武大臣中，第一个主动交出权力，退隐老家的人。朱元璋一直想将他作为一个榜样，让其他公侯将领效仿，可惜权力动人，没人跟随。
汤和运气比较好，朱元璋开始清算功勋的时候，他就病倒了首先，汤和这个人，性格很好，跟谁关系都不错，但是跟谁也都不会走得太紧。跟李善长关系不错，但做啥事都是点到为止。
这也是汤和性格谨慎的一方面，所以说他在常州醉酒抱怨朱元璋，可能就是他故意为止，为的就是打消朱元璋的猜忌。
朱元璋开始清算群臣的时间是洪武二十三年，因为李善长的不知好歹，让朱元璋意识到，文武众臣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了。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等人，时隔十年，因为胡惟庸案被牵连诛杀，这是朱元璋杀功臣的开始。
但是很巧，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汤和去京师给朱元璋拜年的时候，病倒了，话都不能说了，此后汤和就一直在养病中。
有时候朱元璋想他了，就把汤和接到京城，汤和不能说话，朱元璋就在跟前巴巴地说个没完，汤和着急得只能磕头了。
其实自从洪武二十三年，汤和病倒以后，朱元璋可能也就不把汤和当臣子了，把他当成了唯一的与自己兄弟相处的人了，汤和对他没啥威胁了。
最后，朱元璋能放心汤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汤和的嫡子、嫡孙、曾孙，都在汤和之前去世了。功业是要造福子孙的，子孙都没了，汤和还能有啥野心啊！
如果魏国在强盛时期能一直坚持伐秦的战争策略？
以魏国全盛时期的国力来说，如果真的将伐秦当成国家的整体战略，长时间贯彻执行的话，不光秦国一定会被灭，就连统一天下，也未必不可能。
因为巅峰时期的魏国，实在是太强了。
但可惜的是，魏国不像后来的秦国，连续几代人，一直将‘东出’作为国家的整体战略。几乎每一代魏王，都会有自己的打算，招惹不同的敌人。如此一来，经过三代的魏王传承之后，魏国的强大力量，就开始被逐渐消耗殆尽，反倒被其他国家反超了。
公元403年，随着魏斯、赵籍、韩虔三人，被周天子封为诸侯，昔日强大的晋国，几乎被瓜分殆尽。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三家分晋’，而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标志着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在这其中，魏斯往往被后世称之为魏文侯，同时也是魏国的实际建立者。魏斯被封侯之后，魏国开始正式以一个诸侯国的形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不过，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却有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那就是魏国的地盘，实在是有点分散。
这其实也没办法。毕竟魏国的领土，都是来自于对晋国的瓜分。在之前数百年的历史上，魏王的祖先每次为国家立功，都会被赐予一些土地。后来瓜分晋国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注定这些地盘，不可能全部聚集在一起。
这个问题，对于韩赵两家来说，其实也是存在的。三晋之间，互相都有飞地，地盘犬牙交错。这样的特殊环境，也不利于国家的防守。所以，接下来的上百年时间里，三晋之间一直不停的交换地盘，或者靠战争夺取对方的地盘，最终让自己的地盘，尽可能的连在一起。
既然要交换收拢国土，那每个国家，自然都需要有一个中心，向着各自的中心去靠拢。魏国这边，因为超过一半的领土，都在原来晋国的西侧，所以魏国就开始以这部分地区为核心，逐渐收拢地盘。
但这样一来，魏国的地理环境，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西面是义渠和秦国，北方是匈奴和赵国，东部大半都和韩国接壤，南边则是和楚国相接。在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下，魏国如果想要扩张，就有了多个选择。
不过，在这些选择当中，西边的秦国和义渠，无疑是最好对付的。相对来说，韩国和赵国，同属三晋国家，算是天然的盟友。而南方的楚国，则相对强大。反倒是西边的秦国，当时最为弱小。
正是这种特殊时代背景，以及地理原因，造就了接下来魏国和秦国之间，几代人的恩恩怨怨。
魏国刚建立的时候，在三晋之中其实并不算最强，最强的应该是赵国。但是，魏国建立之后，独具慧眼的魏文侯，首先任用李悝为相，开始主持魏国的变法。在李悝的主持下，短短数年之内，魏国的经济开始飞速提升，远远超过了赵国和韩国。
有了钱之后，接下来可以做的事情就做了。此后魏文侯又找来了乐羊和吴起，整饬魏国的军队，最后帮魏国训练出了强大的‘魏武卒’。
除此之外，魏文侯还拜‘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为师，在魏国国内大范围推行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推广，更是令魏国有了自上而下的理念，国家凝聚力进一步提升。
总之，魏文侯在位期间，基本奠定了魏国强大的基础，同时也让魏国率先成为战国七雄当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国家。后面的几任魏王，要么是站在魏文侯的肩膀上执政，要么干脆就是在吃老本。
当然，国家强大之后，拥有了强大的军力，下一步，魏国自然也要对外扩张了。
按照魏文侯原本的战略规划，魏国开始向秦国方向，不断扩张，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河西地区。但是，就在魏国刚刚开始扩张计划后不久，魏文侯就死了。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即位，接过了魏国的指挥大棒。
魏武侯即位之后，靠着他爹留给他的庞大家底，很快就带领魏国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就在魏武侯即位两年多以后，魏国首先对郑国和秦国动手，拿下了不少地盘。
此后，魏国又联合韩赵两国，和楚国大战。在这场战争当中，三晋联军虽然在初期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但是后来，楚国却通过外交手段，拉上了齐国和秦国，一起对抗三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战争，也可以理解成是第一次战国混战。
不过，在这场战争的后期，魏国也进一步认识到了秦国的威胁。作为魏国西侧的邻居，如果不优先解决秦国，就很难集中精力对付楚国。所以，几年之后，就在秦国进攻魏国阴晋的时候，魏国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击。
在这场战争当中，秦国几乎动用了全部的家底，集结了五十万大军。然而最终，这五十万秦军，却被吴起率领的五万魏武卒击溃。经此一战之后，秦国彻底丧失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吴起也得以率军攻入关中平原，直指秦国腹地。
到了这个时候，秦国已经是危在旦夕了。此时的秦国，还没有拿下巴蜀和义渠，领土仅仅局限于关中地区。更要命的是，就在一战结束后不久，秦国的国君秦惠公去世，接任他的下一任秦出公，仅仅只有两岁，所以秦国高层很自然的开始动荡不安。
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再给吴起十年时间，彻底灭了秦国，并非不可能。要真是那样的话，历史自然会彻底改写，后面也没有什么秦始皇统一六国，而是魏国统一天下了。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魏国内部出问题了。
准确来说，真正出问题的，是魏武侯本人。
相比魏文侯，作为儿子的魏武侯，在领兵打仗方面，其实丝毫不逊色于他爹。但是，在外交、内政等其他领域，魏武侯就差了太多了。而且，当时还是战国初期，大家还没有灭国统一天下的概念。所以当时的魏武侯，还是想着春秋时期称霸的那一套。
所以，在当时的魏武侯看来，秦国既然已经被打残了，自然就无需在意了。下一步，魏国应该集中力量，去对付更加强大的楚国，或者牵制韩赵两国，防止这两国做大。至于彻底灭掉秦国，这件事的重要性，被魏武侯排到了最后。
另外，随着吴起的功劳越来越大，魏国内部也有很多人，开始嫉妒吴起的功劳。最终，魏武侯听信了公叔痤等人的谗言，导致吴起不得不离开魏国，转投了楚国。
吴起的离开，几乎标志着魏国的上升期，就此彻底结束。此后的魏国，基本上都是在吃老本。
此后的十五年里，魏国几乎每年都要对外开战，但却基本没什么效果。最关键的是，在击败秦国之后，魏武侯觉得，魏国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压制一下韩赵两国的发展。所以，在吴起离开四年之后，魏国首先和赵国开战。这场战争，也彻底标志着三晋联盟的瓦解。
对于魏国来说，三晋联盟的瓦解，无疑是最致命的一击。在此之前，魏国无需顾忌北方和东方的敌人，可以专心对付西面的秦国，以及南方的楚国。但随着三晋联盟的瓦解，魏国不得不增加两个方向的战线，这就进一步牵制了魏国的主力，让魏国处于四战之地的位置上。
这样的魏国，再想有大的发展，自然是难度登天了。
然而，此时的魏武侯，偏偏还不自知，认为自己多次击败其他国家，已经称霸于中原，带领魏国达到了巅峰。殊不知，常年的战争，非但没有增强魏国的国力，反倒是将魏文侯留下了的家底，逐渐消耗殆尽了。
在常年的战争当中，其他几个国家，见到魏国通过改革，迅速强大起来，自己也不愿落后，纷纷开始进行变法维新。当这几个国家进行变法之后，魏国对其他国家的优势，也不再明显，战争自然就进行得更困难了。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病逝，此后，魏国的王位，传到了魏惠王的手里。魏惠王其实也算是一位合格的守成之君，不算太过昏庸。但是，对于此时的魏国来说，这样一位国王，显然是不合格的。
而且，魏惠王登基之后，先后做错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重用出身鬼谷的庞涓。单从这件事本身来说，其实倒也没错。庞涓本人确实也很有才能，上任之后，确实带领魏国军队，继续发展，贡献很大。
但问题是，为了用庞涓，魏惠王得罪了孙膑，最后还让孙膑去了齐国，这就为后来魏国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第二件事，则是放跑了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非常有才，但魏惠王却不能重用他，反倒是将他放去了秦国，这直接导致秦国经过变法之后，顺利起飞。
魏惠王在位五十年，完整见证了魏国是如何在他的手中，由一个中原霸主，变成了二流国家。
实际上，就在魏惠王刚刚登基的时候，魏国其实仍然是中原霸主。而且，就在他登基数年之后，秦国老王去世，新即位的秦孝公，当时只有21岁。如果这时魏惠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重新与韩赵两国签订盟约，还是有机会单独面对秦国，继而吞并秦国。但可惜的是，此时的魏惠王，还沉浸在中原霸主的地位当中，无法自拔，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秦孝公即位数年之后，随着秦孝公重用商鞅，颁布垦草令。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由此开始。此后，秦国的国力开始爆发式增长，魏国再也没有能力，一战吃下秦国了。
非但如此，在秦国进行变法的同时，魏国又和齐国两次大战，分别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当中，输给了齐国，并且折损了大量的魏武卒。经过这两场大战之后，魏国的军力迅速跌落，再也不是那个中原头号强国了。
与此同时，成功变法的秦国，则是迅速强大起来。马陵之战结束后，秦国更是趁着魏国衰退，派遣大军收回了河西之地。此时的魏国，别说灭秦无望，就算抵挡秦国都很难了。在这之后，中原各国不得不陷入了‘合纵连横’的怪圈。但在没有整体战略规划的基础上，这种联盟又极易被破坏，最后只能被秦国各个击破。
所以，到了战国中后期，昔日强大一时的魏国，已经沦为了一个二流国家。如果不是和韩赵两国抱团取暖，恐怕早就被秦国给率先灭掉了。
纵观魏国的衰败史，我们不难发现：魏国如果坚持首先灭掉秦国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尤其是在魏武侯在位期间，魏国的实力达到了鼎盛期。如果不是魏武侯追求所谓的霸主地位，和韩赵两家翻脸，而是先灭了秦国。那后来的历史，恐怕就截然不同了。
说到底，魏国的灭亡，其实是败在了自己没有大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