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交友,刘封孟达一度占领的上庸有多大?
诸城交友，刘封孟达一度占领的上庸有多大？
（一）东三郡的由来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经过了长达一年一年零八个月的作战，刘备终于取得了汉中争夺战的胜利，拿下了汉中郡。
可是，此时刘备所取得的汉中郡，并不是一个完整地汉中，其中房陵、西城、上庸等地早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十一月曹操攻取汉中后，便是以当地的县为基础，重新划分为了房陵郡、西城郡与上庸郡。
因为这三个郡在汉中的东部，所以，东三郡也是由此得名，故而，在汉中击退曹军后，刘备也是将目光放在了东三郡。
七月，刘备正式进位汉中王，而后调派关羽下辖的宜都太守孟达，正式率军约四千人，从宜都郡秭归北上，正式进攻房陵。
与此同时，刘备担心孟达独自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因此，便又派遣自己的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率军数千人从沔水东下，与孟达从两个方向，夹击东三郡。
同年八月，刘封孟达进军顺利，一举平定了上庸、房陵、西城三郡，那么，这三个郡的战略地位如何，土地面积又是多大呢？
在当时，上庸郡的治所在上庸县（今湖北竹山县西南四十里堵水北岸），上庸郡辖北巫、安乐、武陵、安富、微阳等五个县，有户数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八户。
房陵郡治所在房陵（今湖北房县），所辖区域相当于今湖北房县、保康、竹山、竹溪等县及神农架林区北部地，西城郡具体范围大致在今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一带。
这里的总计土地面积约四万七千平方千米，在汉末汉中人口在籍总数为二十六万余人，而上庸等东三郡只是汉中九县中的三县，所有人口不会超过十万人。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块土地，到底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二）对于蜀汉的战略意义首先，东三郡与汉中郡整体呈现着西北东南的走向，在其内部北靠汉中平地、内为安康盆地，西北方向便是秦岭子午道、褒斜道等重要出口，西城郡的北面则更是终南山，连接着蜀汉北伐的一条通道骆谷道。
其次，此地以秦岭隔开，西部是陇东高原、北部是关中盆地，依靠着汉水顺流而下，东面便是南阳盆地，是为荆州的南阳郡、襄阳、樊城一带，西南部则是益州的大巴山区。
所以，不难看出，东三郡虽然地辟民稀，可是，在刘备集团来说，一方面此地可以拱卫汉中，进而拱卫益州，随时作为抵御曹魏的前线阵地和北伐出师的战略要地。
另一方面，占据着东三郡便可以对南阳盆地，也就是荆州南阳郡、襄樊地区的曹魏占领区形成居高临下的压力。
若荆州还在刘备手里，东三郡则恰好可以和留守荆州的关羽配合，从西向东沿江而下，居高临下，配合关羽的从南向北的进攻，这样一来，军事胜利的把握就会更大。
因此，不难看出，东三郡的独特的地理作用，在当时来说，对于刘备集团，是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的，故而，不得不说，刘封占据此地，的确颇具战略作用，至于东三郡的丢失，那便是后话了。
当年土木堡事件也先为什么不杀了朱祁镇然后一举南下拿下北京呢？
不杀朱祁镇是为了以此为要挟，来攻打北京好让明廷开城投降。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北京明廷却另立皇帝，让也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到后来，围攻北京城而不下，让也先认清现实，开始何谈，企图能签订城下之盟，而朱祁镇却是谈判的筹码，自然没有杀掉的道理。到后来朱祁镇反倒是烫手的山芋，也先急于归还给明朝。
一、瓦剌的兴起及其南扰
1.瓦剌的崛起
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时,蒙古族瓦剌部的脱懽及其子也先崛起。脱懽是永乐时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马哈木死后,脱懽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袭封。宣德九年(1434年),脱懽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正统初,脱懽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于是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懽统率。脱懽“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众归之”。脱懽则“自为丞相”。
脱脱不花系原来元皇室的后裔。因为多数蒙古人愿以成吉思汗子孙作蒙古可汗,所以当一些大部落的首领在各部之间的战争中抢得权力以后,就往往拥立元皇室后裔作傀儡。这些傀儡,就成为蒙古族各派之间权力争夺中的工具和牺牲品,早在永乐时就已是这样,如“自顺帝(妥懽贴木尔)之后,传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
当时脱懽虽在众议的逼迫下,表面上推奉脱脱不花,“实不承其号令”。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向明朝政府朝贡时,脱脱不花和也先各自派遣使臣,“主臣并使”,而明朝政府也两边应付,赐予的物品都很优厚。正当明朝对缅甸用兵时,也先拚命扩张其势力。
2.也先的南下扩张
也先首先向西北方向发展,“与沙州、赤斤蒙古诸卫达成姻亲”。到正统九年,竟置甘肃行省,并授罕东诸卫都督讷格(喃哥)等为平章知事。
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发兵裹胁沙州、罕东及赤斤蒙古等围攻哈密卫,俘掳了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之妻及母，后放回哈密,并逼胁忠顺王到瓦剌去。倒瓦塔失里数次派使者向明朝政府告难求救,但明朝政府只是“敕令诸部修好”,却不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倒瓦塔失里求救无门,在瓦剌武力的威通下,乃于正统十三年去瓦剌。
从此哈密卫就为瓦剌所控制哈密为西域要道,明初于此建立卫所,以此为西陲屏蔽,至此为也先所控制,使得明朝与西域的交通受到了阻扰,在甘肃方面的边防更为吃紧。
也先在“役属西北诸部”的同时,又把他的势力向东方发展。正统十一年,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派使者到大同要明朝供应他们粮食,并要见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实际上这是对明朝的一种试探,看明朝政府对其攻打兀良哈抱什么态度。
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告诉郭敬“毋见,毋予粮”,既不谴责也先的侵扰活动,也不派兵援助兀良哈,竟坐视也先“破兀良哈,胁朝鲜”。这时,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辽东地区,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面对瓦剌势力的扩张,明廷较有见识的官员都知道也先必将起兵攻掠内地,纷纷向明英宗朱祁镇上疏。
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十桩应该改革的事情。其中对瓦剌的问题,他指出:“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因此他建议整顿兵制,杜绝私役军士,及时训练京边官军。整理军屯、盐法,充实军粮,“以厚储蓄”。
王振看了奏疏,认为是指责他的,立即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于狱中杀害了刘球。内使张环、顾忠及锦衣卫卒王永等对王振的暴虐十分愤恨,把王振的罪恶写成榜文张贴到大街上,一再匿名数振恶,揭通衢”。这些人也都被王振杀害了。
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又和廷臣一起上疏:“请增大同兵”,“罢京营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备缓急”。但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两人一味寻欢作乐,对臣僚的奏疏根本不加闻问,不采取任何战备措施。王振甚至仍不断地阴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
也先还通过进贡向明朝政府讹诈财物,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来北京的贡使达三千余人。大同地区每年对“贡使”供应费达三十万两。这些贡使进入内地以后,“往来多行杀掠”对沿途人民的骚扰十分严重。当明朝政府所赐的财物不能满足他们时就“辄造衅端”。
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作称三千人里,向明朝政府邀赏。瓦剌的贡使冒领赏赐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主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以往瓦剌贡使冒领赏赐时他都加以庇护这次,王振却叫礼部按贡使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轻易减去马价五分之四。
贡使回报了这情况后,也先勃然大怒,借口明朝使者去瓦剌时曾答应嫁公主给也先的儿子,这次贡马是聘礼,而明朝失信“答诏无许姻意”,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
二、土木堡之变
1.仓皇北伐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鼓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祁镇和王振竟儿戏似地要在几天内把出征事项准备齐全。
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人锡银一两,胖祆裤各一件,输鞋两双。行粮一月,作炒麦三斗。兵器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把总、都指挥,人加赐钞五百贯”。由于时间仓促,发放这些军需物资时十分混乱。
当时在宣府、大同等地的仓储都缺乏粮草,户部只好急令“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夏麦秋粮,原定口外交纳者,悉令抵斗收豆,赴大同、宣府等处交纳”。又“令太原府所属近北州县各起民五百名采刈秋青草”。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对军事行动当然非常不利,但朱祁镇和王振这一对昏聩骄妄的君臣却一意孤行。
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和王振率领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军内自相惊乱。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兵部尚书邝埜在行军中跌下马来负重伤,勉强支撑着随行。因军心不稳,土兵人人怀着疑惧心理，更加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王振却不管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苦苦劝谏，却被王振罚跪于草中，直到傍晚。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人,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还要坚持北进,随从的文武大臣纷纷上章请回,王振不听劝说。初二日,王振的同党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第二天下令班师。
2.如同儿戏的撤退
王振是蔚州人,起先想从紫荆关退兵,让明朝皇帝于退兵时经过他的家乡,“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已经走了四十多里路,王振又怕大军到蔚州损坏他的田园庄稼,就命“复折而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告诉学士曹鼐、张益说:“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驾宜从紫荆入。”王振不听。初十日,明军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队骑兵追袭而来。朱祁镇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帅兵断后拒敌,皆战死,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前去救援。
朱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军的包围,“敌于山两翼邀阻夹攻”,三万骑兵被“杀掠殆尽”。朱勇和薛绶也都战死。朱祁镇和王振在退师中不断遭到瓦剌军的袭击,异常惊慌。十三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随从的文武官员都主张“入保怀来”,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留待至”。邝埜一再要英宗“车驾疾驱入(居庸)关”,组织精锐的部队断后拒敌,皆被王振阻止不报。邝埜又到行殿力请,王振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喝令卫士硬把邝埜扶出,“遂驻土木”。
第二天朱祁镇想继续行进,但瓦剌军已紧逼明军,无法移动。土木堡地高无水,掘井深二丈亦不得水,人马两天不饮水,十分饥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已被瓦剌军所占据。也先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瓦剌军越聚越多,守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拒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伪退,并派使者到明军处讲和。朱祁镇命曹鼐起草诏书,派通事两人随来使去也先军营。王振看到瓦剌军向后撤退,又派使者来议和,不作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军士跳越壕堑而行,行伍纷乱。明军刚一移动,行未三四里,瓦剌军就四面围攻,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
瓦剌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乃下马盘膝面南坐,有一个瓦剌土兵要剥取他的衣甲,看到朱祁镇的衣着与众不同,就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明朝皇帝就这样作了瓦剌军的俘虏。
在混战中,随从朱祁镇的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余人皆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王振则于战争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说:“吾为天下诛此贼!”太监喜宁投降瓦刺,把明朝内部的虚实情况完全告诉了也先。“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朱祁镇所率领五十万军队是明朝京军的所有精锐,儿乎全部被王振断送,死伤过半。
“其实虏(瓦剌军队)众仅二万”。战争过后一个月,九月十日,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称:近日来在“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支，火药一十八桶”。由此可见明军损失的惨重。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三、北京保卫战
1.英宗被俘后
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被俘到也先弟赛刊王营，地雷家站(今河北宣化县东南),赛刊王在盘问他时,朱祁镇却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赛刊王感到朱祁镇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去告知也先:“部下获一人甚异,得非大明天子乎?”
也先即派尚留在瓦剌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辦认,证实是明朝皇帝。也先狂喜大喊道：“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果有此胜。”也先问他的部下如何处理明朝皇帝,有人主张杀了以泄恨,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力主留下来。
也先自己也想以此来要挟明朝政府,于是就把朱祁镇送到伯颜帖木儿营里管押,只留被俘的校尉袁彬和他在起,后来又叫原被扣押的明朝使者哈明(即杨铭)去作伴。
十六日,朱祁镇让袁彬给明朝廷写信,告诉他被俘的情况以及讨要珍珠金银去赎他。信交由日前来瓦剌军营充使者的千户梁贵送去。梁贵先把信送到怀来,再由怀来守将复遣人送到京师,于当夜三更从西长安门递进皇宫,皇宫里一片惊惶气氛。
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马上搜刮皇宫里的金宝文绮等珍贵财物,装驮了八匹马,于十七日午派太监运送到居庸关外去找瓦剌军营,企图把朱祁镇赎回来。这种用金帛赎回皇帝的设想,当然不会实现,朱祁镇却被也先所率的蒙古骑兵带至宣府转到大同。
皇宫里把土木之败皇帝被俘的消息封锁起来,没有向朝臣们公布。但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土兵,“疮残被体,血汙狼藉”,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北京街头上,问他们皇帝的情况,都说不知道:十七日,百官会集于阙下,“私相告语,愁叹惊惧”。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朱瞻基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郕王,时年二十二岁),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
“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急忙跳岀来鼓吹天命,惑乱人心,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当时许多大官富户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纷纷南逃。徐珵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土木之败以前,他看到边防形势紧张,预感到瓦剌必将入犯京畿,在同僚中间传播失败情绪并把他的眷属送回南方苏州老家。这时他又在朝廷上公开鼓吹逃跑主张,当即遭到主战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于谦大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徐珵不敢复言太监金英把徐珵叱出。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付托给于谦。
2.北京保卫战
正当于谦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时候,瓦剌军又大举进犯,妄想长驱直入夺取北京,逼明朝南迁。正统十四年(149年)十月初一日,也先和脱脱不花率领瓦剌军拥挟着朱祁镇至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严兵为备,“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也先知道郭登已有准备,不敢攻,绕过大同南进。郭登立时将瓦剌进犯情况驰报京师。初三日,瓦剌军前哨精骑二万已抵紫荆关北口,另一路瓦剌军则从古北口进犯。初四日瓦剌军三万人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又转攻白羊口(居庸关西南)。初八日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白羊口被瓦剌军攻破。
明廷接到郭登的战报后,京师即行戒严。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朱祁钰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策略。成山侯王通主张挑筑京师外城壕。总兵官石亨提议“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于谦坚决主张到城外去迎击敌人,说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
立即分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把兵部的日常事务交侍郎吴宁处理,自己亲自至德胜门石亨军营,参加抵御瓦刺的战斗。
初九日下令有盔甲军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斩”。等到各部军队皆出至城外部署完毕后,“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自己则“率先士卒,躬饗甲冑”,“以示必死,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击瓦剌军。
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督促瓦剌军加紧攻关。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清战死,紫荆关才被攻破。瓦剌军队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十月十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朱祁镇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当天,都督高礼、毛福寿袭击瓦剌军于彰义门北,杀敌数百人,夺还被瓦刺军所掠千余人。也先看到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喜宁就唆使也先要明朝派大臣迎接朱祁镇,借议和试探明朝的虚实。
明朝不派大臣“迎驾”,以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着羊酒出城到也先营去见朱祁镇。也先让朱祁镇带刀坐帐中,也先自己和伯颜帖木儿等皆全副武装,披甲冑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番字公文，朱祁镇看汉字公文。也先对王复等说:“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石摩、杨善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
朱祁钰和些廷臣有地动摇想议和,派人去问于谦。于谦回答说:“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的坚持下,也先的议和流计没有得逞。
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进抵北京城下后,曾派散骑到德胜门来窥探明车的阵势。于谦判断瓦剌军可能要在这里进攻,就叫石亨预先领兵埋伏于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派少数骑兵去迎战旋即假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等瓦剌军逼近时,神机营的火炮、火钪齐发,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明军副总兵范广,“跃马陷阵,部下从之,勇气百倍”。瓦剌军大败,也先弟平章孛罗卯那孩在瓦刺军中有“铁元帅”之称,在这次战斗中也被范广所部的火炮击毙。
瓦剌军随又转至西直门进攻明军,明军守将都督孙镗即率军迎战。战斗十分激烈,孙镗斩瓦剌军的前锋数人,敌军稍向北退,孙镗率军追击。瓦剌车增兵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拼杀,但因兵力单薄,支撑不住,退到城边。给事中程信于城上发炮轰击瓦剌军。高礼、毛福寿率兵来助战,石亨也派兵来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这次战斗后,于谦根据战斗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军事力量,命都督毛福寿等“于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以待策应”。派佥都御史王竑往毛福寿、高礼处提督军务,与孙镗一处屯兵。并要他们与彰义门方面加强联系,遇有紧急情况,“互相应援,不许自分彼此,失误军机”。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到挫折后,就在彰义门组织进攻。
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战瓦剌军。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但这时明朝方面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自后跃马冲出,冲乱了阵营,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瓦剌军受到阻遏。王竑、毛福寿也闻讯赶来支援,瓦剌军看到援军的旗帜,不敢恋战,仓皇退走。
这次也先率瓦剌军深入京畿,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但经过五天的战斗,皆被击败,议和“迎驾”的诡计又未得逞,也先感到沮丧,瓦剌军的士气低落。明军自接战以来,屡获胜利,士气旺盛。
而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因天大寒,明朝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冰坚不得近”。经过七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都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获无算。也先又听得明朝的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拥挟着朱祁镇先退,于谦侦察到朱祁镇已走远,就命石亨等举火发大炮轰其营,瓦剌军死者万余人。也先率瓦剌军自良乡向西退去,沿途大掠,在昌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长、献、景三陵寝殿和供器。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
四、朱祁镇南归
也先自从在土木战役中俘获明朝皇帝朱祁镇后,原以为奇货可居,欲利用朱祁镇来诱破明朝的城、关,来向明朝索取金帛财物。这一招,起先也确实起过一些作用,但明朝政府在于谦的主持下,传谕各边镇“瓦剌奉驾(朱祁镇)至,不得轻出”。
而每当也先派使者来言“送驾“议和,或朝中大臣提到迎还朱祁镇时,于谦总是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所以到后来朱祁镇这个奇货就变成了“空质”,也先留着他就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了。
也先不断发动对明朝的战争,不仅山西、京畿等地连年遭受战争的破坏,蒙古各部族也深受其害,并使得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中断,失掉了通贡和互市的好处,这对北方各族人民都很不利。因而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反对也先的人愈来愈多。
在上述情况下,也先也只好与明朝讲和。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也先授意阿剌知院派完者脱欢等五人到北京,申述也先有诚意送朱祁镇回来,愿意与明朝讲和。
景帝朱祁钰不愿他的哥哥朱祁镇回来,怕来抢他的皇位。而当时大臣们都主张速派使臣去迎回朱祁镇,于是景帝就召群臣议于文华殿,吏部尚书王直奏说:“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朱祁钰听了很不高兴,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群臣听了不知所对。
于谦觉得这次也先遣使来议和较有诚意,便从容地对景帝说:“天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景帝听到皇位不再改动,才放下心来说:“从汝,从汝。“但是景帝内心还是极其不愿朱祁镇回来。于是在数次往来敕书中均为提及迎回朱祁镇的事，尽管也先一心想利用迎回朱祁镇来议和。景泰元年八月初二日,也先给朱祁镇饯行,并派遣头目七十人护送,取道宣府进京。
朱祁钰是不愿意他哥哥回来的,因此,他规定迎接朱祁镇的礼仪非常简慢,只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十五日朱祁镇等到北京,在安定门易法驾,由安定门进东安门,百官于此朝见。景帝也于东安门谒见朱祁镇,双方表示了授受帝位的形式上的礼节后,遂把英宗朱祁镇送进南宫(今北京市南池子)。
景帝重用于谦等人,打退瓦剌进犯,功垂史册,他继位做皇帝是很得人心的。朱祁镇回来后,也先就派使者来明朝,恢复了“通贡”和互市。
山东有哪些名人？
至圣－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山东曲阜人。亚圣－孟子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山东邹城人科圣－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山东腾州人宗圣－曾子儒家学派的开拓者山东嘉祥人兵圣－孙子东方兵家的鼻祖山东广饶人兵贤－孙膑撰写《孙膑兵法》山东鄄城人武祖－姜子牙灭商建周，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讲述神话一般故事横山侯－田撰《司马法》完善古代东方军事理论匠祖－鲁班木匠鼻祖，戏班的祖师车祖－奚仲发明两轮车马山东腾州人棋圣－奕秋，棋届鼻祖智圣－诸葛亮‘’躹躬尽瘁，死而后己‘’山东临沂人孝圣－王祥‘’卧冰求鲤山东临沂人书圣－王義之‘’作天下第一行书，同儿子王献之合称二王山东临沂人画圣－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山东诸城人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山东章丘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山东高密人军阀－吴佩孚蓬莱人，军阀－孙传芳泰安人，狗肉将军－张宗昌莱州人。
宋词第一人是辛弃疾还是苏轼呢？
苏轼和辛弃疾，两人都是豪放派代表人物，合称“苏辛”。若论宋词第一人，我觉得还是苏轼。
如果我们把宋词看做一个江湖，把豪放派看作一个江湖门派，则苏东坡乃创派气宗，辛弃疾为剑宗。
中国的小词本来只是歌筵酒席之间歌妓唱歌用的，但是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民间传入士大夫文人如冯延巳、欧阳修等人之手，原本歌唱的小词，不自觉便融入了他们的学识、修养和品格，于是小词便有了新的境界。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词不断诗化的过程。至北宋苏东坡，词的诗化达到顶峰，彻底摆脱了“词为艳科”的牢笼。词在苏东坡笔下，变成了诗一样的文体，可以言志，可以抒发自己的抱负。于是在婉约派的对面，苏东坡树立起一杆豪放派的大旗。在苏轼之后，南宋辛弃疾的词亦被被称为“剪红刻翠之外，别树一帜”。故此世人以苏东坡和辛弃疾为豪放派的领军人物，二人并称“苏辛”。但是熟悉苏东坡、辛弃疾的人都知道，两人虽然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但因其人生遭遇、学识修养、理想抱负均不同，故而两人的豪放词风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宋词看作一场江湖，而把豪放派看作其中一个江湖门派，则苏东坡乃气宗，辛弃疾为剑宗。一个“气”字和“剑”字恰好能反应二人的豪放词风之特点。苏东坡——豪放派“气宗”
读苏轼的豪放词，读的从来不是一字一句的精妙，而是这句诗、这首词背后传达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是由心出发，由内而外扩散的，故而苏东坡的词带给我们的感受和影响也是由内而外的，就像体内产生的一股真气，慢慢走遍全身。苏轼本身不会剑法，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唯独他不会剑法，所以他的词没有剑锋，但是却内劲十足，他用内劲运笔，书写《赤壁三绝》，豪放千秋。所以用豪放派的“气宗”来论苏东坡可谓恰如其分，而这种豪放之气就是一种达观自在的心态，是一种超然洒脱的襟怀。但这种豪放之气不是天生就有的，得慢慢修炼。苏东坡出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眉山，小时候在和母亲一起读到《汉书·范滂传》时，苏轼就立志要成为像范滂那样为了理想敢于牺牲的时代巨人。所以直到被贬黄州之前，他的词里面都是儒家的用世志意。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出任密州太守时作的，也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此颇有成就感，在给鲜于子骏的心里，他不无自豪地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在词的上片诗人自比三国时年轻英武的吴主孙权，描写出猎的盛况和出猎者的英豪志气；下片则以西汉名将魏尚自况，表达希望被朝廷重用，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心愿。其用世的志意可见一斑。然而，元丰二年，苏轼被政敌攻击构陷，罗织罪名，扣上“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的帽子，被御史台下狱。爆发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不仅如此，这次政敌下了狠手，罗列了的苏轼多项罪名，想要置苏轼于死地。好在曹太后干预、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上书求情。苏轼终于在入狱一百三十天后被释放，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近似被当地政府看管的犯官。这一次经历给了苏轼很大的影响，也给了他很多的思考。于是用世的志意逐渐被旷达乐观的襟怀取代，虽然造福百姓、忧心苍生的初心并没有改变，但是面对官场的贬谪、面对人生的风雨，他从容豁达多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词的创作达到巅峰，所以慢慢的，他的词里流露出了一种贬谪、失意后的乐观和超然，是一种旷达豪放的襟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首句就写到：大江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滔滔巨浪，也淘尽千古英雄人物。曾经的周瑜雄姿英发，但是此刻也不过是大浪淘尽的风流人物而已，已经过去多时了。而将来我苏轼也是一样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这天地之间唯一不变的就只有江上的这一轮明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正如其在《前赤壁赋》中所写：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不管是被贬黄州，还是后来一步步被贬谪到海南的蛮荒之地惠州、儋州等地，不管被贬谪到什么地方，人生遭遇再大的挫折，他依然能豪迈向前：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种豪放之气，不是剑法招式，一招一式可以学习，这种内在的精神气是别人学不来的。所以纵观历史千年，这种旷达的襟怀只有苏东坡有，这种词也只有苏东坡才能写出。辛弃疾——豪放派“剑宗”
和苏东坡同为豪放派领军人物的辛弃疾，其豪放之风就和苏东坡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说辛弃疾是豪放派“剑宗”？我们说苏轼的豪放词没有剑锋，但是内劲十足，给人的影响是由内而外的。而辛弃疾的豪放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寒光凌厉，让人读罢不需要细思就被一种英雄豪杰之气深深震撼。且在辛弃疾的豪放词中多次出现“剑”字：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此日楼台鼎鼐，他时剑履山河。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酬黄犊。须作猬毛磔，笔作剑锋长。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另外辛弃疾本身就是一位侠客，一位剑法高手。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下，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一些人民不堪金人的压榨迫害，便奋起反抗。此时21岁的辛弃疾便组织起了两千多人的起义军。在山东有个更大的起义军组织，领头的叫耿京，于是辛弃疾带着两千人的队伍归附了耿京，耿京手下有十万余人。所以他在后来的词里面写到：壮岁旌旗拥万夫。但是后来耿京被一个奸细叫张安国的杀死了，而且还投靠了敌人。辛弃疾听到耿京被害的消息，就带领一批五十人的小分队冲进几万人的敌营，活捉了张安国，却并没有急着杀他，而是连夜把他押到南宋都城建康，然后在这里将叛徒张安国斩首了。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理想，把收复失地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他的词里面表现的全是他渴望收复的志意，他几乎每首（豪放）词里都表达了他要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志意。从“辛弃疾”三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一股英雄豪杰的气概，就和“霍去病”一样。在辛弃疾出生前，北宋就已经灭亡，北方已经沦陷，在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就沦陷在金人之手有十年之久了。所以辛弃疾自幼生长在沦陷区，他的祖父辛赞正是希望他像霍去病一样“封狼居胥”，建功立业，故而为他取名“辛弃疾”。同时祖父时常带着他们一群儿童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培育他们的爱国情怀。所以辛弃疾的这种英豪气概、忧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是根深蒂固的。后来，这种英雄气概自然而然被辛弃疾运用到了词的创作中，形成了具有独特辛弃疾烙印的豪放词风。然而当他投奔南宋朝廷后，却发现南宋君臣苟且偷安、不思恢复、醉生梦死。辛弃疾在南宋的四十多年，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被免官、闲居在家的。辛弃疾恢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志意和理想到死都没有实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写这首词的时候，辛弃疾已经六十六岁，当时韩侂胄执政，正积极筹划北伐，闲置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年春初，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表面看朝廷对他重视，然而当朝者根本没人听他的。他支持北伐抗金的决策，一边积极备战。同时另一方面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的作法，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应当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能草率从事，否则难免重蹈覆辙，北伐再次失败。可是辛弃疾的意见没人听，就像他写的《美芹十论》、《九议》等一样。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朝廷却反应冷淡，并不重视。令人更悲愤的是，写下这首千古名篇不久，被一些谏官攻击，辛弃疾再一次被免官。“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里面满含英雄的悲愤，报国无门，壮志难酬。1207年秋，辛弃疾再次被起用，但此时他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10月3日，辛弃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辛弃疾不光词的剑锋凌厉，甚至可以说辛弃疾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靠近他或者他的词的人都会被他身上由外而内散发的英雄豪杰之气所折服。豪放派“气宗”VS豪放派“剑宗”
综上，苏东坡的豪放词中更多流露的是一种贬谪、失意后的超然和豁达。苏东坡的豪放之气是一种内在的旷达的襟怀，是一种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正是因为此，所以苏轼的豪放风格是后人学不了的，千年来，苏东坡只有一个。所以林语堂说他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而辛弃疾豪放词中表达都是他恢复中原、恢复失地的决心，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辛词的基本内容。辛弃疾的豪放之风是一种外在的英雄豪杰的气概！这是可以被学习和继承的，所以诞生了陈亮、刘过、刘克庄、张孝祥等辛派词人。当然，如果要比较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豪放词，谁的更好，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像喜欢古龙的人同样会读金庸的书。喜欢苏东坡的旷达洒脱也并不妨碍你被辛弃疾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况且两者归一，皆忧国忧民，心怀百姓。剑气纵横，皆为苍生。我是@十二读书
心随东坡，小舟从此逝
不念过往，江海寄余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怎样赏析？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一、古诗新译——斯人已矣，吾寐仍随
倏忽之间，就到了你我阴阳相隔的第十个年头……然而，纵使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又劳碌奔波了这么多个寒暑的我，无须刻意去追忆，却依然如此刻骨铭心无法忘记。一想到你远在千里外的孤坟，万般悲切凄清便涌上心头却无处可诉。倘若还能有那样的福荫，能让你我重遇，我多害怕你都要认不得我了啊……因为仍在人间彷徨多年的我，如今已然蓬头垢面，鬓白如雪。
在寂寥幽深的夜里，我又梦见了你。这次我梦见了我们回到了从前那故乡。恬淡如你，坐在屋子里的小窗前，安静地对镜理红妆。我感伤地凝望着你，你亦抬起头与我，四目相对，然而这郁结心中的情感竟使我们无语凝咽，默默泪泻。望向窗外，我想，那埋葬着你的小松冈，此时应该月色皎洁吧，斑斑勃勃地正洒满在，年复一年愈发催我肝肠寸断的地方。
二、解构分析——由忆及梦，悲怀迭起江城子，词调名。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词题，乙卯，是宋神宗熙宁八年即1075年，正月二十日夜是具体做梦的日子。题为记梦，实际上是死别十年，苏轼夜梦亡妻，凄楚哀惋，久蓄的情感忽如闸门大开澎湃奔涌，不可遏止，于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悼亡词，通过记梦来抒写对亡妻真挚的爱情和深沉的思念，以及永不得见的哀痛。
所谓“意境”，即文艺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特点是虚实相生，情境浑融。诚如明代朱承爵《存馀堂诗话》所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意境是形神情理的统一、虚实有无的协调，既生于意外，又蕴于象内，让人沉浸在作者所营造的环境里展开广阔无垠的想象，进行情感共鸣与对话观照。
此词通篇采用白描手法，娓娓诉说自己的心情和梦境，情真意切，全不见雕琢痕迹；语言朴素，寓意却十分深刻。首句长驱直入，为全词奠定了伤感哀痛的基调。“十年生死两茫茫。”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苏轼与王弗婚后相伴直到王弗逝世，恰好也是十年。他亦念了她十年。时间，其实并不是只会冲淡很多事情，而是，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而苏轼对亡妻思念的时间、空间跨度，足见其用情之真，用情至深。一个“两”字，也很自然地就把双方契合到了一起。彼此深爱的两人阴阳相隔，苏轼从来没有忘记过王弗，而我们是否也该联想到孤身于九泉之下的王弗亦是如此痛彻心扉无所寄托地挂念着丈夫呢？瞬间，相爱却没能继续相守的苦楚便让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思量，自难忘”，这是全诗让我感触最为深刻的一句。苏轼19岁时，与年方16 岁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貌美，知书达礼，侍翁姑恭谨，对苏轼温柔贤惠，苏轼的父亲苏洵亦对儿子的这位发妻赞赏有加。婚后，每当苏轼读书，她便陪伴在侧，可终日不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东坡逸事》里有王氏“幕后听言”的故事，意即苏轼平常与客人谈话后若有困惑，王弗也恰好听见的，她便可以为他指点迷津，使他顿感开朗，心旷神怡。她可以说是他的贤内助，因此苏轼早年春风得志，除了有“伯乐”相助以外，“妻贤夫少祸”的裨益也是不可忽视的。二人鹣鲽情深，琴瑟相和。得妻如此，苏轼怎能忘怀？人虽陨，但曾并肩的过往“自难忘”！这边厢，为什么要竭力自控去“不思量”？正因为爱得真切，所以思量会愈加像剜开陈年旧疤般针针见血；而那边厢，尽管他极力排遣“思量”，但思量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涌出。万缕哀思深藏心底，不灭。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诗人此时身在密州，亡妻之坟在四川，“千里”写出了二人相隔千里之遥。已是天人之隔，更奈何是坟茔都莫得及。一个“孤”字落于“坟”前，既写出妻子独卧黄泉之下的孤苦冷清，又写出了诗人苦苦思妻却终不得见的落寞孤寂。而“无处话凄凉”，一方面喻示了夫妻阴阳相隔无法再度相拥，双方都无法向对方尽速心中柔肠百转千回都尽是凄凉。此句再次把二人契合起来，亦与首句“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凄清悲凉一脉相承，给人读后无法从诗人的沉痛经历与感受中抽身的悲恸压抑之感。另一方面则是在该句中词人似乎还产生了错觉，认为不能话凄凉是因为二人相隔千里，如果可以，哪怕只是离坟头近一点，自己还可以向妻子一诉衷肠。这是抹煞了生死界限的痴语、情语，是种不可能的假设，让人读来更加唏嘘感慨。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苏轼在王弗逝世后的十年间，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政治上受压制，心境悲愤；到密州任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上困苦到食杞菊维持的地步。这年东坡才四十岁，就已经“鬓如霜”了。在这一句中，作者再次把现实与梦幻混同。明明她辞别人世已经十年之久了，却依然幻想着与爱妻“相逢”。
题曰“记梦”，其实只有下阕五句是记梦境，上阕皆为抒胸臆，诉悲怀。写得真挚朴素，沉痛感人。
“小轩窗，正梳妆”，鲜活般的形象描写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作者仿佛又看见了夫妻二人琴瑟相依，你侬我侬的甜蜜剪影，回到了共同一蔬一饭，柴米油盐的烟火人生。
然而，紧接着词笔由喜回悲。“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如今终得以“还乡”，本该是尽情“话凄凉”之时，然而，藏抑于心的千言万语一时又该从何说起？最后只剩无语凝咽，“相顾无言”，任泪水倾泻。“无言”。包括了万语千言，表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之感。梦境，让昔日种种美好再次呈现在眼前，可是伸出双手，却是再怎么追寻也触碰不到了。这是把现实的愿望渴求溶入了梦中，使这个梦境也令人感到孤独无助！“料想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结尾三句，作者由梦境中又暂时回过了神来，但依旧是沉浸在对亡妻的念想中，思绪穿越“千里”，来到了妻子的孤坟前，遥想在年年这个伤逝的日子里，宁谧的月光洒满在她的坟前，而长眠地下的她，是否也和他一样，因如此惦念对方而柔肠寸断。下阕是词的主题：“记梦”。正由于梦境是虚幻的，所以词的意境也自然带着迷离怅恍的色彩，作者无须面面俱到地描述，反而可以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余味悠长。
苏轼是被后人归为豪放词派的，然而他的这首悼亡词写出哀婉卓绝的味道却依然令人叹服。陈师道曰：“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全词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