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乡交友,是如何成为直系军阀巨头的
金乡交友，是如何成为直系军阀巨头的？
记得初中历史书上，对于北洋政府，只是简略的提了下。现在回想起初中历史书，能位列教科书的北洋军阀，除了袁世凯之外，大概也就只有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了。
而我们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北洋三大军阀”，就很难从教科书上获取了，别说是初高中的历史书，就是大学通用的《近现代史纲要》，对北洋军阀们也只是大略的介绍。张作霖、吴佩孚暂且不提，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孙传芳。
要说孙传芳的起家，离不开三位贵人相助，分别是他的姐夫王英楷、湖北都督王占元、大军阀吴佩孚。
一、借助王英楷，走向从军之路孙传芳出生于1885年（清光绪11年）的山东省泰安市，他的祖上曾经很有名，是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的后人。不过孙家传到了孙传芳这一代就彻底没落了，在孙传芳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还有三个姐姐，全靠着老母亲含辛茹苦的将他们养大。
孙传芳的三姐嫁给了袁世凯的部下王英楷，在孙传芳的人生道路上，王英楷不仅养活了他们母子几人，而且为日后孙传芳的投军发迹打开了门路，更可以说是对孙传芳有知遇之恩的第一位贵人。190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病逝，清廷命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王英楷也随着袁世凯的升迁搬至河北保定。保定府渐渐成为了全国著名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军校一时之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
1902年时，孙传芳经王英楷推荐，进入练官营当学兵。凭借着努力与天分，孙传芳很距离就在军营里崭露头角，获得了冯国璋的关注。同年被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至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学习。
在学校里，孙传芳十分努力，他的学科和操法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04年孙传芳凭借着优等生的身份从武备学堂毕业，这一年北京练兵处准备派学生去日本留学，武备学堂选40人入京考试，孙传芳在考试中发挥极好，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资格。
1904年夏天，孙传芳到了日本振武学校学习。1907年，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成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生。我们知道，近代很多将领，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而孙传芳同期的同学中，就包括阎锡山、赵恒惕、唐继尧、李烈钧、程潜、李根源等高级将领。（阎锡山）
在日本留学期间，孙传芳结交了一大批日本人，比如冈村宁茨、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日本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和侵华战争的主要战犯。孙传芳的军阀思想，也是这段时间形成的。
二、凭借王占元的赏识，军中地位迅速攀升1909年，孙传芳从日本毕业回国，通过考试到了王占元的手下任职教官。这王占元可以说是孙传芳的第二个贵人，他曾经是王英楷的部下，对于老上司的小舅子，自然是百般照顾。
况且孙传芳有留洋背景，又天资聪慧、能言善辩，难得的是喜欢看书，经史子集多有涉猎，而且口才极好，曾经让蒋介石的说客张群都甘拜下风。所以孙传芳在王占元的手下任职没多久，就成了军中的二号人物，担任着参谋的身份。（王占元）
辛亥革命后，孙传芳升任营长；二次革命后，又升任团长；1915年，王占元任湖北都督，孙传芳曾代理参谋长的职务，并且升任旅长；1917年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从1909年孙传芳留学回来，到1917年，短短8年，孙传芳就从普通教官升到了师长，其升迁之快，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也令当时的同僚羡慕不已。
作为王占元的心腹参谋，孙传芳时常作为湖北的代表办理对外公务，有时甚至还代表督军检阅部队，名气渐渐盖过王占元。大有功高震主的趋势，这一点跟吴佩孚和曹锟的关系有点相似。
直皖战争中，吴佩孚接到指令驰援王占元，但吴佩孚对湖北垂涎已久，于是坐山观虎斗，等到王占元与南方军阀两败俱伤时，趁机吞并了湖北，并逼迫王占元下野。
三、跟对“老大”吴佩孚，走向成功王占元倒台后，孙传芳决定投奔吴佩孚，于是备下大礼“孝敬”吴佩孚。
对于孙传芳的投靠，吴佩孚一开始是心存疑虑的，甚至打算直接解除他的兵权。孙传芳何尝想不到这一点？于是他趁着吴佩孚还没准备好继续战斗，主动在鄂南地区与湘军周旋，展开了拉锯战，打乱了湘军要在一周之内攻下武汉的打算，立下了投名状，吴佩孚这才放心。
1921年，在吴佩孚的保举下，北洋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驻守宜宾。从此之后，孙传芳就紧紧跟着吴佩孚的步伐了，而吴佩孚也是他的第三位贵人。（吴佩孚）
1924年，孙传芳联合周蒙人驱走了皖系军阀，使直系势力在福建站稳了跟脚。并与齐燮元联合，击溃了浙江军阀卢永祥。1925年，又与奉系联合，击溃了江苏的齐燮元。紧接着，又迅速击溃了驻守上海、江苏的奉系势力。
到了1925年11月，孙传芳基本上控制了福建、浙江、江苏（含上海）、安徽、江西，并于11月25日在南京宣布成立五省联军，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号称坐拥20万大军。
孙传芳在3年之内，由湖北入福建，再由福建逐渐席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成了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和直系中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另一个为吴佩孚）。
四、强将手下无弱兵，自身能力才是关键著名军事家文公直曾经这样评价孙传芳：北洋后起军阀之最狡诈且有机警纵横之才者。没错，孙传芳之所以能迅速起家，除了他一生中所遇到的三个贵人之外，与他自身的能力也息息相关。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中，就有人评价同期的留学生中：“沉潜莫如阎（锡山），机智莫如（孙传芳），北人之二雄也。”
正是由于孙传芳本身就非常有才华，所以追随他的才人也很多，他的身边曾经聚集过“小智囊团”，包括章太炎、蒋百里、陈陶遗、丁文江、陈仪、刘厚生等谋士智者，都曾追随过他，为他出谋划策。
孙传芳当时招揽的人也都是万里挑一的，从“文”的角度上来说，章太炎是学术界的泰斗；从“武”的角度上来说，蒋方震是军事界的奇才；从“专”的角度上来看，丁文江是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从“智”的角度上来看，蒋百里编著的《国防论》，直接影响了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并且蒋百里本人也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甚至还担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以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等。孙传芳自己胸怀大志，手底下又囊括了诸多人才，并且他还善于结交，清末状元、江南巨绅富商张謇即是他的至交好友。另外，曾任教育总长、总统秘书长的江南社会名流张一麐，也跟他关系匪浅。
《吕蒙正格言》中说：“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意思是“时机、命运、运气，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掌握的”。
但我认为，孙传芳这个人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控时机、命运与运气，是因为他自身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这才是他成为直系军阀巨头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一、《中国军阀土匪大结局》
二、《孙传芳五省联帅》
三、《孙传芳全传》
四、《细说北洋：孙传芳》
五、《孙传芳幕府与幕僚》
六、《最后的北洋三雄》
鸡黍之交的文言文？
八拜之交指：管鲍之交、知音之交、刎颈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忘年之交、生死之交。
（1)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2)知音之交--伯牙和钟子期（3)刎颈之交--廉颇和蔺相如（4)舍命之交--角哀和伯桃（5)胶漆之交--陈重和雷义（6)鸡黍之交--元伯和巨卿（7)忘年之交－－孔融和祢衡（8)生死之交－－刘备、张飞和关羽
胶漆之交
陈重雷义陈重和雷义，是东汉年间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两位品德高尚、舍己为人的君子。两人为至交密友，当时人们称颂道：“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事见《后汉书·独行列传》。后以“陈雷胶漆”比喻彼此友情极为深厚。元无名氏《鲠直张千替杀妻》楔子：“咱便似陈雷胶漆，你兄弟至死呵不相离。”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年轻时与同郡雷义结为知交。两人一起研读《鲁诗》、《颜氏春秋》等经书，都是饱学之士。太守张云闻陈重之名，嘉许他的德才品行，举荐他为孝廉，陈重要把功名让给雷义，先后十余次向太守申请，张云不批准。第二年，雷义也被选拔为孝廉，两人才一起到郡府就职。同事中有一小吏家遭变故，举债负息钱数十万，债主天天上门索讨，小吏跪求暂缓，仍无法通融，欲诉诸官府，陈重得知后，便私下替他还债。小吏感恩戴德，登门拜谢，陈重若无其事地说：“这不是我做的，也许是与我同姓名的人代你偿还的吧！”始终不谈自己的恩德。有一次，一个同事告假回乡，忙中穿错了别人的一条裤子回去。失主怀疑是陈重拿走，陈重也不置申辩，而去买了一条新裤赔偿他。直到回乡奔丧的同事归来，才真相大白。陈重与雷义两人同时官拜尚书郎，雷义因为代人受罪，被免职。陈重也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辞职一同还乡。后来陈重复出，任细阳县令，颇有政绩，举措标新立异；又升任会稽郡太守，因为姐姐去世守丧，辞官离职；后又被司徒征召，官拜侍御史，卒于任上。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初时任郡府功曹，举荐擢拔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雷义曾经救助过一个犯了死罪的人，使他减刑得以赡养一家老少。这个人为了感谢雷义的再造之恩，攒了两斤黄金送到雷家，以表寸心。雷义坚辞不受。这个人没法，只好趁雷义不在家时，暗暗把金子放在雷家老屋的天花板上。若干年后，雷义修葺房屋，翻开屋顶，才发现那两锭金子。但是送金子的人已过世，妻小也不知流落何方，无法退还。雷义便将这两斤黄金交付县曹，充入官库。雷义任尚书侍郎时，有一同僚因犯事，当受处罚，雷义为他分担责任，向上司上书申辩，愿意自己独担罪责。陈重闻知，弃职进京自陈曲衷，请求为雷义赎罪。后顺帝下诏，两人皆免官，并免予刑事处分。雷义回乡又被举荐为秀才，雷义要把这功名让给陈重，刺史不批准。雷义就假装发狂，披头散发在街上替陈重奔走呼吁，而不去应命就职。因此遍乡里传颂他们两人的事迹，说道：胶和漆自认为融为一体，坚不可摧，还不如陈重与雷义，荣辱与共，生死相依。后来三府同时征召两人，雷义被任命为灌谒太守，让他持节督察诸郡国的风俗教化，他设席讲学，太守令长各级官员来听讲的有70多人。不久雷义官拜侍御史，授南顿令，卒于任上。世人赞道：陈雷胶漆，肝胆相照；为官为民，政声载道。编辑本段鸡黍之交
元伯巨卿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一名范汜。他和汝南人张劭是朋友，张劭字元伯，两人同时在太学（朝廷最高学府）学习。后来范式要回到乡里，他对张劭说：“二年后我还回来，将经过你家拜见你父母，见见小孩。”于是两人约定日期。后来约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张劭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等待范式。张劭的母亲说：“分别了两年，虽然约定了日期，但是远隔千里，你怎么就确信无疑呢？”张劭说：“范式是个守信的人，肯定不会违约。”母亲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你酿酒。”到了约定的日期范式果然到了。拜见张劭的母亲，范、张二人对饮，尽欢之后才告别而去。后来张劭得了病，非常严重，同郡人郅君章、殷子征日夜探视他。张劭临终时，叹息说：“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我的生死之交。”殷子征说：“我和郅君章，都尽心和你交友，如果我们称不得上是你的生死之交，谁还能算的上？”张劭说：“你们两人，是我的生之交；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的死之交。”张劭不久就病死了。范式忽然梦见了张劭，带着黑色的帽子，穿着袍子，仓促的叫他：“巨卿,我在某天死去，在某天埋葬，永远回到黄泉之下。你没有忘记我，怎么能不来？”范式恍然睡醒，悲叹落泪，于是穿着丧友的丧服，去赶张劭埋葬的那天，骑着马赶去。还没有到达那边已经发丧了。到了坟穴，将要落下棺材，但是灵柩不肯进去。张劭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张劭啊，难道你还有愿望？”于是停下来埋葬。没一会，就看见白车白马，号哭而来。张劭的母亲看到说：“这一定是范巨卿。”范式到了之后，吊唁说：“走了元伯，死生异路，从此永别。”参加葬礼的上千人，都为之落泪。范式亲自拉着牵引灵柩的大绳，灵柩于是才前进了。范式于是住在坟墓旁便，为他种植了坟树，然后才离开。
舍命之交
角哀伯桃来自于“羊左”的典故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战国时有左伯桃与羊角哀两人相识，结伴去楚国求见楚庄王，途中遇到了大雪天气，而当时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带的粮食也不够吃。左伯桃为了成全朋友，把衣服和粮食全部交给了羊角哀，自己则躲进空树中自杀。后世于是将友谊深厚的知心朋友叫做“羊左”。春秋时，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贤纳士。天下之人闻其风而归者，不可胜计。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姓左，双名伯桃，勒亡父母，勉力攻书，养成济世之才，学就安民之业。年近四旬，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未尝出仕。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遍求贤土，乃携书一囊，辞别乡中邻友，径奔楚国而来。迤俪来到雍地，时值隆冬，风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词，单道冬天雨景：习习悲风割面，蒙蒙细雨浸衣。催冰酿雪逞寒威，不比他时和气。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还微。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左伯桃冒雨荡风，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昏黄，走向村间，欲觅一宵宿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灯光，径奔那个去处。见矮矮篱笆，围着一间草屋，乃推开篱障，轻叩柴门。中有一人，启户而出。左伯桃立在檐下，慌忙施礼曰：“小生西羌人氏，姓左，双名伯桃。欲往楚国，不期中途遇雨。无觅旅邸之处。求借一宵，来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闻言，慌忙答礼，邀入屋内。伯桃视之，止有一塌，塌上堆积书卷，别无他物。伯桃已知亦是懦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讲礼，容取火烘干衣服，却当会话。”当夜烧竹为火，伯桃烘衣。那人炊办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问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幼亡父母，独居于此。乎生酷爱读书，农业尽废。今幸遇贤土远来，但恨家寒，乏物为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阴雨之中，得蒙遮蔽，事兼一饮一食，感佩何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话胸中学问，终夕不寐。比及天晓，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相持，结为昆仲。伯桃年长角哀五岁，角哀拜伯桃为兄。一位一日，雨止道干。伯桃曰：“贤弟有王位之才，抱经纶之志，不图竹帛，甘老林泉，深为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亲未得其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虚心求士，贤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愿从兄长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费粮米，弃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进行不两曰，又值阴雨，羁身旅店中，盘赉罄尽，止有行粮一包，二人轮换负之，冒雨而走。其雨末止，风又大作，变为一天大雪，怎见得？你看：风添雪冷，雪趁风威。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葬。团空搅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变尽青黄赤黑。探梅诗窖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二人行过歧阳，道经梁山路，问及樵夫，旨说：“从此去百余里，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只好休去。”伯桃与角哀曰：“贤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生育命。既然到此，只顾前进，休生退悔。”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单薄，寒风透骨。次日，雪越下得紧，山中仿佛盈尺。伯桃受冻不过，曰：“我思此去百余里，绝无人家；行粮不敷，衣单食缺。若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惧去，纵然不冻死，亦必饿死于途中，与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将身上衣服脱与贤弟穿了，贤弟可独赘此粮，于途强挣而去。我委的行不动了，宁可死于此地。持贤弟见了楚王，必当重用，那时却来葬我未迟。”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虽非一父母所生，义气过于骨肉。”我安忍独去而求进身耶？”遂不许，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风雪越紧，如何去得？且于道旁寻个歇处。“见一株枯桑，颇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热些枯技，以御寒气。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地，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曰：“吾兄何为如此？”伯桃曰：“吾寻思无计，贤弟勿自误了，速穿此衣服，负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处，安可分离？”伯桃曰：“若旨饿死，白骨谁理？”角哀曰：“若如此，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兄可费粮去，弟宁死于此”‘伯桃曰：“我乎生多病，贤弟少壮，比我甚强；更兼胸中之学，我所不及。若见楚君，必登显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滞，可宣速往。”角哀曰：“令兄饿死桑中，弟独取功名，此大不义之人也，我不为之。”伯桃曰：“我自离积石山，至弟家中，一见如故。知弟胸次不见，以此劝弟求进。不幸风雨所阻，此吾天命当尽。若使弟亦亡于此，乃吾之罪也。”言讫，欲跳前溪觅死。角哀抱住痛哭，将衣拥护，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开。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己变，四肢撅冷，一不能言，以手挥令去。角哀寻思：“我若久恋，亦冻死矣，死后准葬吾兄？”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阴力相助。但得微名，必当厚葬。”伯桃点头半答，角哀取了衣粮，带泣而去。伯桃死于桑中。后人有诗赞云：寒来雪一尺，人去途千里。长途苦雪寒，何况囊无米？并粮一人生，同行两人死；两死诚何益？一生尚有恃。贤哉左伯桃！陨命成人美。角哀捱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于旅郧中歇定。次日入城，问人曰：“楚君招贤，何由而进？”人曰：“宫门外设一宾馆，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角哀径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见角哀衣虽蓝缕，器宇不见，慌忙答礼，问曰：“贤士何来？”角哀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雍州人也。闻上国招贤，特来归投。”裴仲邀人宾馆，具酒食以进，宿于馆中。次日，裴仲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试他学问如何。角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时召见，问富国强兵之道。角哀首陈十策，旨切当世之急务。元王大喜！设御宴以持之，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段百匹。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惊而问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将左伯桃脱衣并粮之事，一一奏知。元王闻其言，为之感伤。诸大臣旨为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处安葬伯桃己毕，却回来事大王。”元王遂赠己死伯桃为中大夫，厚赐葬资，仍差人蹋随角哀车骑同去。角哀辞了元王，径奔梁山地面，寻旧日枯桑之处。果见伯桃死尸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唤集乡中父老，卜地于浦塘之原：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诸峰齐抱，风水甚好。遂以香汤林浴伯桃之尸，穿戴大夫衣冠；置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一十步建享堂；塑伯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造毕，设祭于享堂，哭泣甚切。乡老从人，无不下泪。祭罢，各自散去。角哀是夜明灯燃烛而坐，感叹不己。忽然一阵阴风飒飒，烛灭复明。角哀视之，见一人于灯影中，或进或退，隐隐有哭声。角哀叱曰：“何人也？辄敢夤夜而人！”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视之，乃伯桃也。角哀大惊问曰：“兄阴灵不远，今来见弟，必有事故。”相桃曰：“感贤弟记忆，初登仕路，奏请葬吾，更赠重爵，并棺椁衣衾之美，凡事十全。但坟地与荆轲墓相连近，此人在世时，为刺秦王不中被戮，高渐离以其尸葬于此处。神极威猛。每夜仗剑来骂吾曰：‘汝是冻死饿杀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若不迁移他处，吾发墓取尸，掷之野外！’有此危难，特告贤弟。望改葬于他处，以免此祸。”角哀再欲问之，风起忽然不见。角哀在享堂中，一梦一觉，尽记其事。天明，再唤乡老，问：“此处有坟相近否？”乡老曰：“松阴中有荆轲墓，墓前有庙。”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杀，缘何有坟于此？”乡老曰：“高渐离乃此间人，知荆轲被害，弃尸野外，乃盗其尸，葬于此地。每每显灵。士人建庙于此，四时享祭，以求福利。”角哀闻言，透信梦中之事。引从者径奔荆轲庙，指其神而骂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毒养，名姬重宝，尽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人秦行事，丧身误国。却来此处惊惑乡民，而求祭把！吾兄左伯桃，当代名懦，仁义廉洁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当毁其庙，而发其冢，永绝汝之根本！”骂讫，却来伯桃墓前祝曰：“如荆轲今夜再来，兄当报我。”归到享堂，是夜秉烛以持。果见伯桃哽咽而来，告曰：“感贤弟如此，亲荆轲从人极多，旨土人所献。贤弟可柬草为人，以彩为衣，手执器械，焚于墓前。吾得其助，使荆轲不能侵害。”言罢不见。角哀连夜使人束草为人，以彩为衣，各执刀枪器械，建数十于墓侧，以火焚之。祝曰：“如其无事，亦望回报。”归到享堂，是夜闻风雨之声，如人战敌。角哀出户观之，见伯桃奔走而来，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轲又有高渐离相助，不久吾尸必出墓矣。望贤弟早与迁移他处殡葬，兔受此祸。”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当力助以战之。伯桃曰：“弟，阳人也，我皆阴鬼：阳人虽有勇烈，尘世相隔，焉能战阴鬼也？虽茎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强魂。”角哀曰：“兄且去，弟来日自有区处。次日，角哀再到荆轲庙中大骂，打毁神像。方欲取火焚庙，只见乡老数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触犯之，恐赂祸于百姓。”须舆之间，土人聚集，都来求告。角哀拗他不过，只得罢久回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谢楚王，言：“昔日伯并粮与臣，因此得活，以遇圣主。重蒙厚爵，乎生足矣，容臣后世尽心图报。”词意甚切。表付从人，然后到伯桃墓侧，大哭一场。与从者曰：“吾兄被荆轲强魂所逼，去往无门，吾所不忍。欲焚庙掘坟，又恐拂土人之意。宁死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战此强魂。汝等可将吾尸葬于此墓上右，生死共处，以报吾兄并粮之义。回奏楚君，万乞听纳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讫，掣取佩剑，自则而死。从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殡殓，理于伯桃墓侧。是夜二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喊杀之声，闻数十里。清晓视之，荆轲墓上，震烈如发，白骨散于墓前。墓边松相，和根拔起。庙中忽然起火，烧做自地。乡老大惊，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从者回楚国，将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义重，差官往墓前建庙，加封上大夫，赦赐庙额曰“忠义之词”，就立碑以记其事，至今香火不断。荆轲之灵，自此绝矣。土人四时祭把，所祷甚灵。有古诗云：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二士庙前秋日净，英魂常伴月光寒。
金乡一男子网上交友发2万红包？
我只能说，钱多任性，能发两万红包的人，智商却为零，扣脚大汉收了他的红包，却在那里暗笑：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单纯的人，唉，他都不好意思继续骗下去了🤔！买个教训吧！有多少人宁愿相信虚拟的网络？却不相信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战友、老师？宁愿人机对话，也不喜欢人人对话，这个世界怎么了？孩子回家不愿意和父母说话，捧着个电脑端着个手机，在虚拟的世界里遨游，网络真的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啊！它拉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很多人把希望和未来寄托在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不了解的陌生人身上，这尼玛实在是太疯狂了，每一分钟都有人被骗，但是上当受骗的人却如过江之卿，源源不断，滔滔不绝，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把网线拔了，把手机丢了，把电脑砸了吧？很多人就是要付了高昂的学费，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各种的诈骗，各种陷阱，他们总是天真的认为自己没那么好骗，那是他们低估了骗子的智商，高估了自己的智商，醒醒吧，这个世界虽然好人居多，但坏人也不少啊！
奉劝各位，在网络世界里遨游，安全必须是摆在第一位的，否则你付出的学费会让你承受不了，套路贷逼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他们设下了一步步的陷阱，引诱人们掉进陷阱，掉进陷阱，还在感谢人家的好心，可是，晚了，也完了。
桓温的北伐有什么样的功绩？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桓温一介权臣，通过北伐不过是想积累人望，以图取代晋帝，这样的人北伐能有什么样的功绩？
下面我就详细讲一下桓温的几次北伐：
后赵灭亡,中原大乱,是东晋立国江东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复国良机。然而朝廷与桓温互相猜疑，殷浩、桓温北伐又相继失败,最终未能扭转偏安的局面。
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在石虎死后,北方乱事初起之时,后赵寿春守将降晋，大量北方士民南迁,依附晋朝。桓温抓住时机,进屯安陆(今属湖北),准备进取。朝廷却不愿让桓温立功,而让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做征讨大都督,督师北伐。
一、桓温前的两次失败的北伐
1.褚裒的北伐
结果代陂一战,北上接应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归附民众的王龛、李迈全军覆没。褚裒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退到广陵。已经进据寿春的将领陈逵也吓得烧毁军需,毁城南逃。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至此陷入绝境,差不多死光。这次北伐也就此结束。褚裒气愤,又自觉惭愧,不久便在京口(今镇江)病死。此人是个名士,虽系外戚,倒并不想抓权,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就不免要误国了。
2.殷浩的北伐
永和六年(30年),即冉闵称帝那年,北方更乱。闰二月,朝廷任殷浩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从这时起,到九年十月山桑(今安徽蒙城北)之败止,殷浩负经略北方的责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结果是误了大局,也误了自已,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的北方形势,对晋既极有利,又极复杂,非真英雄真豪杰,是驾驭不了的。氐蒲洪、羌姚弋仲都想割据称雄,同时又遣使降晋,目的无非是借晋自重。永和六年,苻健(蒲洪子,洪改姓苻)进关中,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他到了长安,还派使者到建康去献捷。但他一旦立定了脚跟,就于七年(351年)正月自立秦国(前秦)了。
永和七年,姚弋仲在后赵的残余势力被消灭后(指石祗被杀),即派使者向晋投降。晋朝给他六夷大都督的官名,封大单于、高陵郡公。次年他死后,儿子姚襄先打算争关中,只因为被前秦兵打败,才又南下投东晋,到寿春去见晋将谢尚。
此外后赵廪丘(今山东鄂城西)守将周成、许昌守将张遇等也因后赵灭亡降晋。这些地方,晋廷如能控制,才能真正为晋朝所有,否则说变就变,降将也会再叛。永和八年(352年),殷浩以为可以进兵许昌、洛阳了,即命谢尚、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
不知谢尚怎么一来就激怒了张遇。他马上变卦,不让晋军进兵。殷浩、谢尚拿他没有办法停了好几个月不动。姚襄到寿春后,谢尚和他合兵攻许昌,却被前秦的救兵打败。这次北伐就搁浅了。
王羲之对此非常担心,他劝会稽王显和殷浩歇手。他的意见似乎太保守,然而未尝没有道理。他说的“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是实际情况;他说当时是“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也符合实际情况。荆、江等州在桓温控制之下,朝廷无法利用那边的人力、物力。益州(蜀中)遥远,朝廷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主张减轻赋役,与民休息,从长远来说,是培养国力的根本办法。可是即使不继续用兵,也是做不到的。
殷浩不听他的劝告,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要减少军事以外的开支,把太学生徒也遣散了。其实多这一点财力,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停办太学,其负面影响却不可轻估。殷浩非但不懂军事,其实也不懂政治。
这年十月,由于前秦把张遇所部和陈、颍、许洛的五万多户居民迁往关中,只留少数秦军驻防,谢尚总算收复了许昌。这是东晋惟一的一点收获。
永和九年(33年),由于前燕在上年取得邺和若干北方州郡,基本上形成了与晋燕、秦鼎峙的形势(西北的前凉可以视为晋的方面军),其中晋的兵力最弱。姚襄一军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殷浩如果驾驭得了姚襄,实力对比上可以有利得多。还有桓温也有相当实力,如果殷浩听王羲之的劝告,和桓温和衷共济，团结对外,东晋的形势也可以好得多。可是,殷、桓两人各干各的。桓温还要等着看殷浩出洋相。
殷浩对姚襄是忽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忽而要他出死力打仗,如此作为,不出大乱子才怪。姚襄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在淮河两岸垦募屯田,练兵积粟。姚襄这个人,和他的父亲姚弋仲不同。姚弋仲是个直性子的老羌人,对石虎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跟了石氏便忠心耿耿。
而姚襄除勇敢善战外,又博学善谈论,所以谢尚同他很谈得来江东人士也都看重他。殷浩在寿春,怕姚襄不可靠,就扣留了他的几个兄弟,还几次派刺客去行刺,可刺客却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姚裹。殷浩甚至命降将魏憬领本部人马去袭击姚襄。姚襄杀了魏憬,收编了他的人马。
殷浩对姚襄的猜疑越来越深,为了不让他在内地驻防,就请朝廷任他为梁国内史,调到北边的蠡台(在今河南商丘南)。姚襄的使者到寿春去见殷浩,殷浩提出姚襄有不服从命令的问题,从此两人互不信任的情况公开化了。
这年十月,殷浩误信前秦内部有人作内应的情报,便使姚襄为前锋,领兵北伐想收复洛阳。姚襄引兵北上,估计殷浩将到,诈令所部在夜间逃跑,暗地里设下埋伏。殷浩得讯,领兵去追在山桑中伏,大败溃退。他收拾余部,发动反击,又告失败。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募流民,把部队扩充到七万人,再派人到建康,陈诉殷浩的罪状。以后姚襄引军北还,这里就不再去讲他了。
桓温见殷浩兵败,十分得意。永和十年(354年)正月,他上疏要求废黜殷浩。朝廷无奈,便把殷浩废为庶人(平头百姓)。殷浩罢官后,住在朝廷指定的信安县(今浙江衢州)。他心中烦闷,常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四个字。桓温倒不想把他完全打倒,写信告诉他准备推荐他做尚书令。
殷浩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提笔写回信,送出前恐怕内容有错拆了封,封了拆,最后送出去的竟是一封空函。桓温拆开看了大怒，殷浩的庶人就只能做到底了。
二、桓温的第一次北伐
1.惜败于长安城下
殷浩既被废黜,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立即率领步骑四万人从江陵出发伐秦。水军从襄阳上溯沔水(今汉水)上游人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即今淅川入沔水口,淅川旧称均水),到南乡(今湖北均县);步兵从淅川(今河南内乡)向武关前进;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从今陕西安康北上,越秦岭,至今长安县东)进兵关中。
四月间的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之战打得非常激烈。秦将苻生单骑突阵,在晋军阵中冲出冲进十来次,杀伤虽多仍旧挽不回战局,结果大败而退。接下,桓温的兄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在今蓝田西)击败秦将苻雄。桓温进到灞上(在白鹿原北,今西安东灞水上),苻健只带六千老弱守长安小城,命雷弱儿等率仅有的三万精兵抵敌晋军。至此只有司马勋一路人马因遭苻雄袭击,打得并不顺利。
晋军的胜利在关中引起巨大震动,郡县守令都来投降,居民争先恐后地带了牛酒来慰劳将士,男男女女夹道观看,并不畏惧。有些老人感动流泪,说:“想不到今生竟能再看到官军!”(关中陷落已达三十八年)。
遗民的欢愉转瞬又变成了失望。顺阳太守薛珍劝桓温不要逗留灞上,应该乘胜进逼长安,但桓温没有采纳。他行军数千里,补给是个大问题。汉水上游,水狭流急,运输困难。他原指望能以关中平原的新麦补充军粮,不幸秦人用清野之计,把麦都割了。
军中缺粮,人员伤亡也无法补充。五月中再战白鹿原,晋军再也占不到优势,损失了一万多兵力。六月初,桓温只得撤走,秦军随后追击,晋军又损失了上万人。
2.桓温与王猛
后来做了前秦苻坚的宰相的王猛,其时隐居华阴。他到军中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桓温对他很佩服,问他:“我奉天子之命,领十万大军入关,为百姓灭除残贼,而秦中豪杰不起而响应,这是什么缘故?”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不了解明公的用意,所以不敢响应。”
桓温无话可答,只好另换话头应付过去。桓温撤走时,希望王猛跟他南下。王猛不肯,后来就为苻坚所用。
王猛和薛珍都认为桓温应该渡灞水直逼长安,王猛更以为桓温不急攻长安是另有用意。至于用意何在,后人多以为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向朝廷示威,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而并没有灭秦的决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并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
桓温如能一举灭秦,他的政治资本岂不更足?笔者认为,桓温是很想一举灭秦,以树立更大威望的,可是他对于初次见面的王猛,不可能直陈胸襟。他不是说了“十万大军”吗?他不好对王猛说只有不满四万人。从他向王猛提的问题看,他除有以关中新麦补充军粮的愿望,还估计过将来关中会出现豪杰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并不是空想,是可能的。）
晋升平元年（357年）,前秦内乱时,秦将张平以降晋为名,企图割据,据有今山西境内的好几个郡,有三百多个壁垒,各族人等十多万户,可为例证)。现在两个愿望都落了空,而直逼长安,难道会一攻必克?如攻而不克的话,要想撤走也就难了。兵力不足应是桓温最大的难处。
我们看东晋这段历史,最可惋惜的是统治者内部不团结。殷浩以七万人北伐而溃于山桑,桓温以四万人伐秦而对长安可望不可即,如殷、桓合作,十万大军是否就能北定中原呢?历史上的许多憾事,根源多是内部不团结,这是值得世世代代记取的。
三、第二次北伐与攻占洛阳
1.攻占洛阳
桓温没有灭秦的实力,然而在黄河以南还是能有些作为的。
当时冉魏的旧将周成占了洛阳姚襄北归占了许昌,又北上与周成争洛阳情况非常混乱。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向朝廷提出一个表面上光明正大的请求:“移都洛阳,修复园陵。”朝廷便命他去讨伐姚襄。这个任务,他轻松地完成了。这年八月,他从江陵北上到洛阳城南的伊水,一战击败姚襄。姚襄西走后,周成又投降,桓温便进了洛阳,谒西晋诸帝陵,对有毁坏的即令人修复,还留兵戍守,然后班师还江陵。
这是桓温为晋朝立的大功劳。在以后几年间,桓温与朝廷也相安无事。然而,朝廷在与前燕发生冲突中的表现,却又挑起了桓温轻视朝廷的心理。
2.小规模的收复失地
后赵亡后,鲜卑段部的后人段龛据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称齐王。）晋永和十一年(355年)前燕慕容恪进攻广固。段龛向晋求救。晋徐州刺史荀羡救燕,他虽不敢进军广固,然晋燕之间,在今山东、河南与苏皖北部的冲突,自此连绵不断。
永和十二年,广固在困守十个月后投降。以后晋、燕冲突,晋一直处于劣势。升平三年(359年),晋使豫州刺史谢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攻燕。谢万是后来成为东晋名相谢安的兄弟,也是个大有名气的名士。王羲之得知了这道任命,就写信劝他“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
谢安也对他说:“你做元帅,必须经常接待众将,使他们心悦诚服。”谢万做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便听兄长的话,召集众将会议,他找不出话来,便把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将皆是劲卒”那时候阶级区别森严,把将校叫作兵卒是有侮辱性的,众将听了,对他十分怨恨。谢安知道这位老弟不可救药,怕他送掉性命,就特地赶到他统率的军中,与各级军官联络感情,连最下级的军官也不例外。
后来谢万兵败逃回时,部下看了谢安的面子,才没有杀害他。朝廷用这等人做元帅,实在是天大的笑话。郗昙是郗鉴的儿子,也是个文士。
这次出兵的出发点,谢万是在下蔡(今安徽风台),郗昙是在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谢万由涡水、颍水之间进军,去救洛阳。不料郗昙生病,退屯彭城(今徐州),谢万得报,以为是打了败仗,连忙退兵,结果军心慌乱,就此大溃而散。他逃还之后,被废为庶人。于是许昌、颍川、谯(今安徽亳州)、沛(今安徽濉溪西北)等城都被燕军占领,洛阳孤立,陷入极危险的处境。
这时若不是燕主慕容倘病重到下年(360年)正月病死,加以嗣君慕容儁年幼,内部政争剧烈,燕军势必大举攻晋。升平五年(361年),燕将吕护叛变,想引晋兵袭击邺(燕于357年迁都邺)。燕慕容恪引兵攻野王(今河南沁阳,在黄河以北)。他不愿意多牺牲士卒,就围而不攻。桓温乘他们相持的时候,使兄弟桓豁领兵收复了许昌。
燕军把野王包围了好几个月,吕护支持不下去,便突围逃走,野王投降。不久,吕护仍还燕国,依旧做了燕国将官。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穆帝在上年去世,年仅十九岁。哀帝司马丕是成帝的儿子,原封琅邪王),燕让吕护将功赎罪,领兵攻晋洛阳,守将陈祐只有一千多兵,哪里够用,连忙告急。
四、桓温最后一次北伐
1.最后一次北伐的背景
五月,恒温一面派三千兵去援助,一面乘机吓一下朝廷大僚。他上疏重提前议,请求迁都洛阳,而且加上一条:从永嘉(307-312年)之乱以来南迁人士,一律北移,以充实河南。
这道奏疏使满朝官员大起恐慌,他们害怕桓温,又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他们为什么恐慌?原来南迁以后,那些丢了北方田庄的人在江南广置田园,占有山泽。王、谢等大族,为避免与孙吴以来的江东大族摩擦,已远渡浙江,在浙东立业。如果一律北迁,他们岂不要再受一次与南迁同等的损失,怎么能够不怕。
再说,洛阳地处前线,正在战时状态中如果军事失利,又得仓皇逃难。这些生活奢华的士大夫想起来也怕怎么敢去!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打破了沉闷,上疏说明不可北迁的理由。他讲得相当坦率,说:“丧乱以来,已有六十多年(他从八王之乱的混战算起),中原早成丘墟。南迁士民的子孙也老的老,死的死,如今要离坟墓,弃生业,远涉万里,田地房屋卖不掉,车辆船只无从获得,一路上死亡的人势必很多。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这句话是将桓温一军,有威望的除了他有谁),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议迁都。
他说得倒也合乎情理。但桓温见了,大为不满,他令人带话给孙绰,“兴公(孙绰)何不寻君《遂初赋》(孙绰的作品),管人家的国事干吗!”
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劝他收回这个主张。扬州刺史王述却说:“桓温不过以虚声吓唬朝廷而已,只管答应他好了,这在事实上是无从做起的。”于是下了一封诏书,说知道他要亲率三军收复中原,一切都“委之高算”。事情果然就这样搪塞过去了。吕护攻打了几个月,后中箭受伤而死。燕军撤走,洛阳暂时脱离了危险。
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这一系列官名意味他是最大的实力派。兴宁三年,他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使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兄弟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上下游的军政大权,除京口(今江苏镇江)外,都进入了桓家的掌握之中。
桓温既然认为晋朝没有别人能胜过自己,便一步步地走着取晋朝而代之的路子。但是他总觉得还必须北上中原,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回来再受九锡,才能真正名实兼收。于是,就有了废帝海西公太和四年的北伐之举(哀帝于兴宁三年因服药求长生,中毒死,年二十五岁。弟琅邪王奕立)。
2.洛阳的再次失陷
太和四年的前几年间,中原军事形势对晋很是不利。许昌得失几次,终为前燕所有。兴宁二年(364年),汝南、陈郡(治今河南准阳)失守。洛阳孤立,守将陈佑以救许昌为名,逃离洛阳,留沈劲带五百人守城。这个差使谁也不愿当,沈劲却非常高兴地接了下来。
他是王敦死党沈充的儿子,以父亲落个叛逆的恶名为憾事决心要找个以身殉国的机会挽回家族的荣誉。此刻机会来了,他自然高兴。兴宁三年,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到洛阳。这两人都是名将,打一座只有五百兵守的城,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慕容恪攻城,通常不愿硬攻,这番认定洛阳城高而兵弱，一鼓可下,不必浪费时间。
事实果然如此。沈劲被俘后,慕容恪不想杀他,但部将说看此人的神气是决不肯为别人所用的,他才把他杀了,事后他还觉得这是件憾事。
太和元年,燕军又攻拔鲁、高平等郡。宛城(今河南南阳)守将献城降燕。前秦军也攻掠南乡郡(治今湖北均县),把汉水以北的居民掳去了一万多户。东晋方面除桓豁于太和二年(367年)收复宛城外,没有其他取胜的记录。
3.最后一次北伐
桓温最后一次北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的。他自领徐、兖二州刺史,与江州刺史恒冲、豫州刺史袁真等攻燕。徐兖二州刺史原是郗憎(郗鉴之子、郗昙之兄),治所在京口。
桓温知道京口的兵一向精锐(郗鉴也镇守过京口,339年他病重时上疏,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是新附”。这些北方流人及其子孙正是京口的兵源),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郗愔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他把父亲给桓温表示愿共同北伐的信,抽换信笺,改为说自己年老,愿意让桓温领徐、兖。桓温有了这根据,便请朝廷调动郗愔官职,把京口的军队转到自己的部下。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领步骑五万人,从姑孰出发。长途远征,成败关键常常在于补给,而补给能否充足,关键又在于运输。
桓温上次攻前秦,汉水上游航运艰难是个难题。这次在东面,运输必须利用汴水。晋时的汴水指从今河南荥阳向东经开封折而东南到徐州入泗水的水道。水流所经的地方,数十年来,战乱不息,没有人疏浚,因此水道淤浅难以航行。郗超在出军之初,就向桓温提醒这个困难,但桓温未予重视。六月,到了金乡(今山东嘉祥南),因天气干旱,水道断绝桓温即命毛虎生率军挖出三百里水道,北起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的大湖,今为陆地),南到方与县(今山东鱼台西旧城)菏水。
在大热加以干旱的日子里，挖这样长的水道,尽管有部分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也总是非常艰巨的工程。将军和土兵总不会把自己的体力都消耗到土方工程里去吧,所以吃此苦头的无疑是当地的老百姓。
这史籍上没有写下,但是有些历史的真相是该从没有字的地方看出来的!这条水道后来叫做桓公渎。桓温有了这条水道,即让大军乘船,在巨野泽北的清口入清水(清口,即汶水入济口以下的济水),再由清水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连绵好几百里,气势威武极了。
郗超又看出了问题。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又远,航运难以畅通。如果敌军不战,运输线又断了,在敌境弄不到粮食,就危险了。”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全军直指邺城。敌军如果出战,可以立即解决;如守城不战,那么当此盛夏,百姓散布田野,尽为国家所有,易水以南势必全部听命。
若嫌这办法太冒险,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即屯兵河、济(指开凿水道的地区),控制运道,等军需充足之后到明年夏天再进兵,这是稳妥的做法。他坦率陈述现行办法的危险,说:“照现在的办法,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必定竭力拖延到秋冬二季,那时水浅不能通航，北方又冷得早,将士缺乏冬装,就不仅仅是缺粮的问题了。”
郗超说得透彻极了,可是桓温固执地都不采纳。晋军打得很精彩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黄墟(约在今河南兰考东南)、林渚(约在今河南新郑北)等战,晋军都获全胜。燕高平守将投降。七月，桓温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慕容時想弃邺城北逃。
其时慕容恪已死,慕容垂不受信任,仍自请领兵拒敌。燕还派遣使臣向前秦求救。秦命荀池、邓羌领兵救燕,从洛阳进至颖川(治许昌)。
晋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了。慕容垂指挥众将迎敌,晋军连遭挫折。桓温使袁真开石门,打开水运道路。袁真攻下了谯郡(今河南商丘东北)、梁国(今商丘南),但是没有开成石门(地点不详,应在上述两地老乡)。燕慕容德等军进屯石门,截断了运粮路线。
九月,桓温被迫烧掉船只,抛弃辎重,从陆路撤走。慕容垂知道他撤走之初戒备必严,只缓缓地跟着推进,过了几天,估计晋军已经力尽气竭,才加紧追击,终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大破晋军,斩首三万级。晋军退到谯郡,再遭荀池阻击,又损失了上万兵力。
恒温北伐彻底失败了。他把过失推到袁真身上,怪他不能完成任务,以致粮运不通。袁真不服,据寿春降燕。从太和五年到六年(370-371年),桓温费了不少气力,才收复寿春,杀死袁真的儿子袁瑾(袁真死)。
桓温的皇帝梦还想做下去。太和六年十一月,他把皇帝废为东海王,立会稽王昱做皇帝(简文帝)改元咸安。咸安二年(372年)七月,简文帝去世,大臣王彪之等立太子做皇帝,是为孝武帝。
桓温原来期待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至此大为失望。他几次暗示朝廷赐他九锡,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知道他有病,故意拖延。他们没有失望,孝武帝宁康元午(373年)七月,恒温死去,年六十二岁。兄弟桓冲代他镇姑孰,桓冲不是野心家。东晋的政治危机消失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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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倭寇之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提起明朝中期的历史，就不得不提起倭寇之乱，嘉靖年间，倭寇横行沿海，成为了明朝尾大不掉的边患之一。沿海的总督将领们，从最开始的朱纨再到后来的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无不为剿灭倭寇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明朝政府不明白，真正导致倭乱的，不是那一小撮日本的浪人，而是因海禁政策而受害的千千万万的沿海居民，只要取消海禁，倭乱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集结中的大量倭寇大军 （红衣服的似乎拿着火绳枪）
▲倭寇将领 带甲执旗的倭寇
一、嘉靖年间的倭寇都是些什么人？
在以前的历史宣传中，总是把明朝中期的倭乱宣传成日本对于明朝的侵略战争，明朝在进行的是一场反侵略斗争。这种说法虽然让人热血沸腾，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明朝中期倭乱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成员，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至于倭寇的成分，古人早已是记载的清清楚楚，比如《明史·日本传》里就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而明朝抗倭专业书籍《筹海图编》中，更是列出了十四股倭寇的头目，这些头目全都是明朝人。现代学者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更是汇集了数十种史料和地方志，对倭寇的成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在本书中，倭寇的头目依然主要是明朝人。可见，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明朝人已是各代学者的共识，明朝中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倭寇从海上来，登陆、逃跑全仗着海船
▲倭寇船的装载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
既然倭寇中的成分多为明朝人，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将领还是习惯将其称为倭寇呢？难道明朝的官员和将领们眼睛都瞎了，连明朝人日本人都分不清？
笔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混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明中期的倭寇中确有一批真倭，这些出自日本的浪人骁勇善战，刀法诡异，给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倭寇头目王直等明朝海盗故意扮作日本人的样子，让官军无法分辨，以求以假乱真，掩护自己的走私行径。虽然王直等人落草为寇，但是他们的家人大都还在大陆上，如果被官军认出细细排查，家人很可能会被连累，因此，为了掩护家人和自身，王直等人不得不屈尊剃发易服，扮作日本人。三是明朝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因为斩杀一个真倭所得的赏钱远远大于斩杀一个中国海盗，所以当时：“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
所以，将当时主要为明朝人的海盗队伍称为倭寇，纯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混淆。
▲正在登陆的倭寇战船
▲倭寇抢劫的画面
二、嘉靖年间的倭寇为何这么厉害
虽然中国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期也闹过倭寇，但是其规模和广度都远远不能和嘉靖倭乱相比，之所以嘉靖年间的倭乱闹得如此厉害，就在于其参与者多为中国人，并得到了部分沿海居民的支持。
为什么主要原因不是日本人？很简单，因为元朝和明朝初年的倭寇都是地地道道的真倭，远不如嘉靖倭乱那样鱼龙混杂，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倭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混乱，就被朝廷剿灭了。可见，完全由真倭组成的倭寇作恶能力十分有限。从逻辑上讲，也很好理解，虽然真倭多为半职业化的日本浪人，拥有比明朝海盗更高的军事素养，但是他们完全不熟悉明朝的地形和军备情况，一上岸基本上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再加上中文不熟练，老百姓也不支持他们，基本上不迷路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搞什么大规模军事活动。但是一旦战斗力强悍的少量真倭被熟悉明朝情况的当地海盗所带领，破坏力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避难的民众，其中有个僧人
▲避难的民众，其中有个僧人
相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浪人，明朝海盗多自小生长在江浙沿海，对于沿海的地形地貌可谓是相当的了解，有了他们带路配合，真倭们就不会遭遇迷路的窘境，而可以精准迅速的进行抢掠。而另一方面，明朝海盗因为其明朝身份完全可以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从当地搜集官军的情报和动向，这样一来，倭寇联军就可以对官军的行动了如指掌，总能占得先机，克敌制胜。在明朝海盗紧紧把握住战略和情报的前提下，真倭们得以在一场场具体的战斗中发挥他们出色的战斗素质，给予官军以重创。
嘉靖年间的倭乱，之所以如此之大，皆是日本浪人与明朝海盗勾结的结果，而其核心在于明朝海盗，只要管住了明朝方面的头目和参与者，那些人生地不熟的真倭就成了瞎了眼的老虎，只能毫无目的在沿海乱窜，然后被官军各个击破。所以，解决倭乱的核心从来不在于怎么解决日本人，而在于如何管好明朝方面的参与者，让他们不再铤而走险参与非法的抢掠行动。而要完成这一点，就不得不动摇明朝实行几百年的祖制——海禁。
▲明军出征抗倭寇 随后的文武官员
▲明军出征抗倭寇 明军阵势中的蝎旗手 钩镰兵和八卦旗
三、隆庆开关与倭乱的根治
其实，当时沿海居民之所以乐于落草为寇，与日本人勾结，并非是由于他们秉性奸猾，而是实在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断了他们的生路，让他们无法养家糊口。就以倭乱最为严重的浙江为例，浙江是个什么情况，俗话说的好：“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的地形地貌就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传统的农业大省，而必然要走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
明初朱元璋因为其对沿海居民支持张士诚的愤恨，再加上其偏向农业的治国理念，朱元璋不仅给江浙两省施以重税，而且还厉行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这让素来以外贸商业为生的江浙百姓立即陷入了贫困之中，而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明朝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因此，江浙沿海的居民就开始铤而走险出海走私。其中胆大的，更是如王直那样，成为称霸一方的大海盗。
▲明军出征抗倭寇 明军前部剑盾手和长矛手
▲明军出征抗倭寇 明军士兵的装备头巾 + 紫花布甲
沿海居民落草为寇是为了谋生，而想让他们谋生就必须开放海禁。这一点，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
比如当时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学者唐枢就写信给胡宗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
另一个学者谢杰则说的更为明了透彻：“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漳、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谢杰明白的指出，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经过时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为明朝政府献言献计，但是明朝依然丧失了开放海禁的最好时机，当时大海盗王直主动向政府示好，提出了“开港通市”的建议，王直主张明朝废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这样，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遵守祖制的惯性，朝廷依然命令胡宗宪将其斩首示众，王直的死不但没有平息倭患，反而让倭乱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朝廷的背信弃义，再也不会有海盗会轻信朝廷了，这无疑使朝廷剿灭倭寇的行动更为艰难。
▲明军出征抗倭寇 水上激战
▲明军出征抗倭寇 水上激战
最后，经过了长达8年的拉锯战后，明朝终于决定开放福建月港作为试点地区进行通商。由于有了合法的通商渠道，倭乱很快就平息了，那些没有了明朝人支持的真倭也很快被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迅速剿灭。倭乱平息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戚继光将军的英勇善战，而是朝廷顺应时势的开关政策，既然能够合法的赚钱谋生，又有谁会去做犯法的事，落得千古骂名呢？宜疏不宜堵，永远是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