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征婚,西汉和隋唐的皇帝们为什么不在长安待着

1、三门峡征婚，西汉和隋唐的皇帝们为什么不在长安待着？

西汉可没去过，唐代时关中已经无法承载皇朝兴盛的粮食压力

西汉的皇帝可没跑去洛阳蹭饭，那时候关中可是人上人们待的地方，高品质生活区。生活在关中堪比现在北京上海落户指标，跟看乡下人一样瞧不起关外人。

西汉武帝时期，楼船将军杨仆，原籍在秦函谷关以东的新安县，属于关外。硬是上书汉武帝，捐赠自己家产作为费用，以原函谷关破败，在自己老家新安修建新的函谷关。从而将函谷关东移150公里，自己也摇身一变变成关内人，从关外候变成关内候。你说说看，这种社会环境下，皇帝放着好好的关内不待，跑去关东洛阳那里蹭饭，寒不寒碜？

唐朝有几个皇帝经常往洛阳跑，特别是唐高宗李治以及武则天这两口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将洛阳升格为东都，正式确定两京制。此后二十多年里经常两头跑，最后病逝于洛阳紫微宫中。武则天则呆在洛阳不回去，在唐睿宗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时将洛阳改为神都，后在神都称帝建立武周。一直到唐中宗李显即位后第二年搬回长安，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又隔三差五地往洛阳跑，到开元十一年（公元733年）才结束唐朝皇帝到洛阳蹭饭的历史。

这种现象归根到底还是粮食问题，在汉代关中地区是天下粮仓。秦朝留下的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灌溉下，关中可以说是沃野千里。但经过长期环境破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另一方面根据气候学研究，在唐代所处的公元7-8世纪，我国北方平均气温处于历史高位，蒸发量加大，荒漠化加剧，这就导致关中地区灾害频繁。

在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唐代旱灾125次；《中国灾害通史》中统计是172次。而且久旱而蝗，大灾之后又是大疫，在史书和地方志中，唐代关中地区出现多达49次的“人相食”、“易子而食”的字眼，每个字背后都是多少幕人间惨剧。而相比较下洛阳地处依靠黄河和大运河，运输方便，是国家储备粮存放基地，含嘉仓和洛口仓所在地。皇帝带着百官和随从人员出走洛阳蹭饭，等于灾区少了几十万张嘴，可以有效降低关中地区粮食压力，更利于进行救灾。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饥馑，一斗米涨到三百钱，李治扔下太子在长安监国，带着百官和随从人员去洛阳，因为出行匆促，随从人员居然有不少在中途饿死，可见事态之严重。

但是武则天情况略有不同，她呆在洛阳不动主要原因还是不敢回长安，因为关中地区也是关陇贵族集团大本营。在隋唐时期，关陇贵族集团是第一大政治集团，虽然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功高震主威胁皇权，被李治修理了一翻。但出自关陇的李唐皇族跟关陇集团还是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武则天的武周代唐过程中，同样是把关陇集团杀的尸横遍野，如果她搬回长安，恐怕天天晚上不敢睡觉了。

这也是神龙政变后，唐中宗李显第二年就搬回长安，在经历武周朝的动荡后，皇权力量式微，返回关中老巢恢复元气。但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随着人口增长又面临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又要往洛阳跑。直到开元二十一年，李隆基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任命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河南转运使，负责疏通漕运，征调江淮粮赋，以充实关中。沿黄河建河阴、集津、三门三仓，由孟津溯河西上，这才终于结束了皇帝两头跑的历史。但即便如此，由于天险三门峡等存在，依然有大段运输路程需要耗费极大的陆路运输，不过当时唐朝国力鼎盛，这点损耗承担的起。之后安史之乱，关中人口锐减，再加上高温气候时期开始过去，也不再需要皇帝两头跑。

2、历史上有哪些大案要案？

一、一张欠条

1985年5月16日，陕西商县（现为商洛市）刘湾乡叶庙村村民杜长英起了个大早，跟着哥哥杜长年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中午兄弟俩分开后，40多岁的杜长英竟然离奇失踪了，家人四处寻找多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直到5月27日黄昏，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弟弟失望回来。路过商县造纸厂时，遇到在厂里当出纳员的表弟侯义亭，杜长年心情郁结，把弟弟十余天未回家的事和表弟诉说了一下。

表弟侯义亭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也变得严峻起来，“两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一元八角五分卖麦草的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就是杜长英！”

侯记得他还仔细问了问那人这欠条是怎么回事，那人说杜长年欠了他钱，一直赖着不还，他在街上堵住杜，杜就把这借钱的条子给了他。

1985年5月28日，在侯义亭带领和辨认下，杜长年带着同村的8名精壮汉子找到了领钱人，杨峪河乡（现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镇）王墹村44岁的龙治民。

杜长年和表弟侯义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无意间的一次聊天，聊出了一个新中国最骇人听闻的杀人狂魔和他制造的震惊共和国的惊天大案！

但开始见到龙治民时，杜长年有些失望，因为这个其貌不扬的矮子，根本没法让人把他和人口失踪联想起来。

“个头很矮，像十几岁的娃娃似的。圆眼，大耳朵……耳朵比常人大些，戴一顶布帽……而且是秃头，除了口齿很伶俐，真的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

说他口齿很伶俐，也是因为不管杜长年怎么盘问弟弟的去向，龙治民都说得毫无破绽：欠我20块钱，就给了一张一块钱的欠条，在集上给了我欠条就跑了，人还能去哪？肯定上西安做活挣钱去了！

正当大家纠缠不下时，围观的人群中走出来一个黝黑的青年，悄悄告诉杜长年，他也在找这个矮子，已经偷偷盯着他五个多月了。

黑脸小伙叫姜银山，来自商县上官坊乡，他的哥哥也失踪了。

1985年元月11日，上官坊乡某村副支书姜三合等人从西安做活回来，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碰到个头矮小的龙治民。龙治民当时正在招工，说家里挖猪圈，一天五块钱。姜三合跟着去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并且，姜银山通过暗中观察发现，龙治民经常活动在西关车站老乡，招收过不少干活的男女。

姜杜二人一交换情况，觉得事情可能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于是决定一起将龙治民扭送派出所。

几经周折，直到下午6点多，案件才报到商县公安局副局长董启堂这里。董启堂认真听取了杜姜两家的陈述以后，当即把刑警队长王扣成叫来。二人商量一下，感到此事确非寻常：如果仅一人的失踪与龙有关，倒也罢了，而两个互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遂决定将龙治民收审。

面对讯问，龙治民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一个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

这么一个矮小愚笨、光头赤脚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公安人员甚至为龙治民是关是放犹豫过很久。

1985年5月29日早晨，刑警队长王扣成安排预审股股长苟步云带着一个年轻的刑警，骑自行车去一趟龙治民家。龙家十分脏乱，窗户都用土坯堵上了，屋里黑暗，污浊，杂物充盈，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

但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龙治民的妻子，一个因小时患脑膜炎而瘫痪的闫淑霞。她一直坐在枯井边，漠然看着刑警在家进进出出，时不时地自言自语。

在苟步云搜查里屋时，闫淑霞突然说：“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晚上我睡在炕上，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问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说了。过了一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说：“我洗衣服，水红红的。”

搜查断断续续进行了40余分钟。但始终没有搜出什么有用的线索，一起陪着的治保主任却悄悄告诉王扣成：“村民一直有反映龙治民家有股奇怪的臭味，所以没有人愿意来他家，他也从来不和村民来往……”

王扣成回到门前，果然一股臭气又从屋里冲出来。王扣成让干警不要抽烟，扒开杂物，看见一个萝卜窖，但里面是空的。可是那种气味却越来越浓……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东厢房传来一声骇人的惊叫，接着民警赵新田跌跌撞撞跑出来，脸色惨白，一双充满恐怖之色的眼睛怔怔望着大家，指着东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王扣成冲进东厢房：在东厢一个萝卜窖旁边，一堆散乱的麦草下有两具相拥在一起的男性裸尸。王扣成立即发出命令：停止搜查，封锁现场，控制闫淑霞。他则乘上吉普车，火速返城，向正在县委开会的周玉局长汇报了情况。周玉一边指示他带一些人速返王墹村，一边向地、县领导作了简要汇报。王扣成打电话到看守所，“把龙治民给我铐起来！”

“完了！”一直破口大骂抗议的龙治民，在哗啦啦的镣铐声中瘫坐在地上。

后来，他交代了以“有活干”、“借宿”等骗取他人信任，疯狂杀害多人的犯罪事实。

1985年5月29日，一支武警部队将王墹村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着荷枪实弹的武警。

公安人员发现的两具尸体中，一个是杜长英，但另一个却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青年。再返王墹展开第三次搜查，公安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死者年约50，也不是姜三合。

三具尸体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全村的村民前往围观。但接下来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承受范围。

村民们对公安干警讲讲，龙治民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民警让闫淑霞指了萝卜窖所在的位置，这地方离门槛竟然还不到一米。

公安人员带着警犬向四周开掘，很快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揭开土层下的苞谷秆，竟然露出八九具尸体，像农村码柴禾一样整齐而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至少还有一层。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

现场勘察的公安人员发出指令：暂停勘察，立即上报省厅！

一个排荷枪实弹的武警，封锁了埋尸现场，另有一个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也进入戒备状态。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陕西省公安厅长副厅长张景贤和一班刑侦干部第2天抵达后，挖掘工作重新开始。起尸，照相录象，编号登记，解剖。黄昏7点多，掘出的尸体数目已经升至20具。

夜幕降临，勘验工作停下来。王扣成对周玉局长说了那段时间里唯一的一句调侃的话：“这跟临潼的兵马俑一样哩！”

5月31日黎明，“3号坑”的挖掘与尸检工作重新开始，尸体的数目继续上升。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

然而，上午11时30分左右，当一个公安人员再一次把标杆插进旁边土地时，他突然僵止在那里，人们的视线向他聚拢过来……

他手下感到了一阵虚空，大家最不愿见到的情况——“2号坑”就这样被发现。最终，共清理出48具尸体！

就在勘验工作进行的同时，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地震般强烈的撼动了商洛全境。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据人们后来回忆，最多的时候一天竟有有十几万人来。

同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

在龙治民家中搜出存折15张，款额533元；现金3.13元；粮票91.5斤；手表4块；各种物证1011件。

而龙治民对杀人动机的交待，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不用再问了，总共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我有三不杀，”龙治民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1985年9月27日，龙治民夫妇被处决。正义的枪声，驱散麻木和愚昧！

2011年3月16日，陕南商洛市的王墹（音：jiàn）村春光明媚。57岁的张彩娥带着小孙孙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

“一晃，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张彩娥对前来采访的新快报记者喃喃说着，“不知道杨峪河畔的那些冤魂们是否已经重新投胎做人了？”

因为案情实在太重大，太让人恐慌，27年了，商洛当地一直还对龙治民杀人案相关信息封锁着。

2010年年底公开出版的《陕西省志·公安志》，才首次刊出了“杀人魔”龙治民的照片。

愿逝者安息，愿恶魔永世不得超生，愿人间永远春光明媚！